“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在介绍全书内容时，有一段话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把全书的前五篇作为讨论“文之枢纽”的总论的，《辨骚》篇是五篇之一，这是讲得明明白白的。但骚是一种文体，跟《宗经》、《正纬》篇讨论的经书、纬书性质有所不同，而与自《明诗》至《书记》各篇所探究的各体文章却相类似。萧统的《文选》也把骚作为文之一体，与诗、赋、七、诏、册等并列。因此，有些研究者主张《辨骚》一篇不应列入全书总论，而与《明诗》至《书记》20篇同归于文体论部分。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理由，但违背了《序志》篇中刘勰自己的话，显然是不妥当的。《辨骚》篇究竟何属，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实际却涉及到对于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的理解，不可以不加辨明。段熙仲先生在《〈文心雕龙？辨骚〉的重新认识》一文（见《文学遗产》第393期）中指出，自《明诗》至《书记》20篇的内容，如《序志》篇所说，是包含“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等四项内容的，《辨骚》篇内容不是这样，因此它与《明诗》以下20篇应区别开来。这种看法是有价值的。段文也谈到刘勰为何不把《辨骚》列入文体论而列入“文之枢纽”，只是说理比较粗略，令人有不够惬意之憾，本文试从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来说明这个问题。
“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汉魏六朝时代，为许多文人所学习模仿，和《诗经》一起被奉为韵文的经典作品。比刘勰年辈稍早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论述汉魏以迄南朝诗赋的发展时，就说过“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的话。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系统地评述了汉魏两晋南朝诗人，指出这些诗人的渊源不出“国风”、“小雅”、《楚辞》三者，实际也就是“同祖风骚”的意思。刘勰充分认识到《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辨骚》）。他又说：“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明显地把《楚辞》和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是两种不同文学风格的渊源。上面沈约、钟嵘、刘勰的议论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楚辞》跟《诗经》（扩大一点就是儒家的经典）相提并论。他们把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当做创作之源，固然是错误的；但这类看法反映了后世文人对《楚辞》的充分重视，反映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巨大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刘勰把专门探讨《楚辞》的《辨骚》篇列入全书的总论，而和着重探讨汉魏以来各体作品的《明诗》等20篇区别开来，是完全合理的。
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不但说明他对于《楚辞》历史地位的尊重，而且还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创作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准则，对《楚辞》的奇变的文风，必须加以批判地吸取。
刘勰认为文人作文，必须宗法儒家的经典。这些圣人的作品，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征圣》），即思想艺术两方面都很完美的。经典的文风，在刘勰看来，概括地说，其风格特色就是“雅正”、“典雅”或“正”。刘勰认为宗经之文，有“六义”之美，“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这就是经典文风在思想艺术上的具体特色。这种竭力夸张经书的主张，表现了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和复古观念。
《楚辞》的出现，是儒家经典文风的一大变。刘勰在《辨骚》篇中，以经书为标准，折中汉代诸家的议论，指出屈宋的作品同于风雅者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事，异于经典者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事，结论是：“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些意见表面看来似乎颇为全面，实际上并没有摆脱汉儒依经立论、提倡温柔敦厚的狭隘保守观点。刘勰认为《楚辞》文风的特色是“奇”，它的优点是“虽取？经意，亦自铸伟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缺点是有不少地方异于经典，形成“夸诞”之风。《辨骚》篇的结论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贞，意同‘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这就是要求以儒家经典雅正的文风为准则，批判吸收《楚辞》奇丽的文采，而不流于夸诞。《定势》篇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在刘勰看来，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酌取《楚辞》的“惊采绝艳”，便是“执正以驭奇”；不然的话，就要“逐奇而失正”。
要求“执正而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是刘勰的一个基本文学主张，除《辨骚》篇外，还表现于其他各篇。《史传》篇强调史传内容必须“务信弃奇”，批评许多史传在这方面的弊病道：“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又援引班彪之论，批评司马迁《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这里所指摘的史家爱奇之失，是指记事夸诞失真或议论谬误不合经典。《宗经》篇六义中的两义是“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史传记事夸诞失真、议论谬误，所以说是“爱奇反经之尤”了。《诸子》篇批评《列子》、《庄子》、《淮南子》运用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的弊病，认为是“踌驳”、“虚诞”；又批评韩非子、公孙龙学说的“杂诡术”；接着要求“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从刘勰宗经的标准看来，诸子的这些内容，有的是违背“事信而不诞”的标准的（神话、传说一类），有的是违背“义直而不回”的标准的（韩非、公孙龙学说），都是逐奇失正的东西，是“邪”，必须摒弃。《史传》、《诸子》两篇所批评的“奇”和“邪”都指内容。《练字》篇主张用字“依义弃奇”，批评《尚书大传》和傅毅把“列风淫雨”作为“别风淮雨”是“理乖而新异”，是出于“爱奇之心”。这是指的形式。还有《定势》篇所批评的逐奇失正之风，是指语言和风格，也属于形式。至于《序志》篇说的“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这里所指摘的现象，又是兼包内容形式两方面了。总之，刘勰并不笼统反对文章之奇，但反对“逐奇而失正”，他把这种现象和儒家经典的文风对立起来，作为《文心雕龙》全书的主要抨击对象。
刘勰认为，汉魏以来，离开儒家经典文风的准则，形成“浮诡”、“讹滥”文风的现象，主要应由辞赋尸其咎。这一看法在《情采》篇中表述得很明确。他认为诗三百篇作者是“为情而造文”，其文“要约而写真”；辞人的赋颂却是“为文而造情”，其文“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其他篇中对于辞赋的批评是颇多的，这里毋须赘述。辞赋的这种华而不实的毛病，发源于《楚辞》。《宗经》篇说：“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通变》篇说：“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都是《楚辞》汉赋连类而言，并把它们和儒家经典文风相对举。《物色》篇赞美《诗经》描状自然景色，用字精要，“皎日？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接着说：“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龟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这里“丽淫而繁句”固然是直接批评汉赋，但认为《楚辞》在这方面起了不良的先导作用，语意之间也是颇为明显的。纪昀评《辨骚》说：“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这话是探得了刘勰的用心的。当然，刘勰并不笼统反对《楚辞》之艳，他认为“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定势》），但他坚决反对“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的现象，因为那是“逐奇而失正”了。综上所述，可见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作为全书总论之一篇，不但由于《楚辞》产生时代较早，对后世文学发生深远影响，必须尊重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从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认为《楚辞》的“奇文郁起”，是儒家《五经》以后文风的一个巨大转变（《序志》篇所谓“变乎骚”意即指此），它有“自铸伟辞”、“惊采绝艳”的优点，但也有异乎经典的“夸诞”之弊。这种弊病由于汉赋的继承发展而扩大了，形成了后世“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为了矫正这种不良文风，刘勰强调必须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批判吸取从《楚辞》开始的奇辞异彩，强调“正末归本”（《宗经》），强调“执正驭奇”。这个重要主张贯串在《文心雕龙》全书中间，而在总论中作了开宗明义的论述。这层意思，即在《宗经》、《辨骚》的篇名用字中间，也是可以窥见的。
刘勰在“文之枢纽”中所表现出来的崇经抑骚的思想，在钟嵘《诗品》中也有明显表现。钟嵘最推崇上品中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位诗人，都是源出“国风”；对源出《楚辞》的张华、鲍照、谢？等诗人，则较多不满之词，都置于中品。《诗品序》中更讥笑当代“轻薄之徒”，不肯好好向源出“国风”的曹植、刘桢学习，而专门师法鲍照和谢？。这种议论跟刘勰宗经、辨骚的宗旨是很相近的。
我们评价刘勰《辨骚》的文学思想，应该肯定它的价值，特别是其中对《楚辞》的艺术成就和《楚辞》中各篇的风格特色，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起前人在这方面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表现了刘勰卓越的艺术鉴赏才能和分析能力，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再有，在刘勰宗经、辨骚的文学主张中，着重谈到了奇与正的问题。不少同志根据刘勰对于奇的言论来探讨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看法，这也是有其道理的。但应该看到，文学作品中奇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与浪漫主义有关，如神话传说，有的却无关，如“别风淮雨”之类，奇并不都是浪漫主义。刘勰对于奇的态度也不是简单的，他对于奇不是笼统肯定，也不是笼统否定。他既要执正驭奇，要酌奇玩华；又要依义弃奇，反对逐奇失正。因此我们探讨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看法，必须作全面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否则是很容易说错的。
19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