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篇文学理论批评的专门论文，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此以前，文学专篇论文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大概都就一部书或一篇作品立论，《典论？论文》则不然，它涉及了好几种文体和好多位作家，对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比较广泛地作了探讨，对整个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论述，因此全文篇幅虽然不长，但涉及的内容要比过去的论文宽广得多。这一特点反映了当时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人们对于文学的爱好和重视，因此在理论批评上也就有了比过去进一步的探讨。《典论？论文》不但内容相当精辟独到，而且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下面试从论作家才性与创作的关系方面作粗略的分析。
在作家与文体的关系方面，曹丕提出了“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之说。他认为各种文体的内容特点和风格各有不同，一个作家很难把各体文章都写得好，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就建安七子而论，在文体方面，则王粲、徐？长于辞赋，陈琳、阮踽长于章表书记；在风格方面，“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但“理不胜词”。都是各有所长和所短。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对孔融以外的六家也作了评述，意见和《典论？论文》多相同，其中指出：“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仲宣（王粲）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对于各家也都是有褒有贬，可与《典论？论文》互相补充发明。在曹丕看来，建安七子都是偏才而非通才，因此在创作上的表现都是各有所偏而不能备善。
《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非常重视作家的气，在《典论？论文》中，他指出“徐？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在《与吴质书》中他指出“公？有逸气”。所谓“气”，是指作者才性在创作上的表现，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风格。在人们身上是气质、情性、才能；形诸作品，便成文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说：“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里体是指作品的风格，它决定于作者的才力、血气和情性。《典论？论文》中的气主要是指文气即风格，但它与作家的气质、才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心雕龙》所用的术语和《典论？论文》并不完全相同，但认为作者的才性决定文章风格的看法则是相同的。曹丕认为这种气是天然生成的，不可改变，“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汉末三国人士评论人物，很注意于才性的探讨。《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魏末傅嘏、李丰、钟会、王广论才性的同异离合，著有《四本论》，其文已不传。现在留存的当时论人物的专著有与曹丕同时代的刘劭所著《人物志》三卷。其中有不少议论值得注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典论？论文》的理论根据。刘知几《史通？自叙》篇说：“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材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这几句话很扼要地概括了《人物志》一书的主要内容。《人物志》把人物分为偏材、兼材和兼德三类。刘劭说：“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九征》篇）偏材之人其才能必常有所偏。“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同上）而且，偏材之人，容易只认识自己和与自己才性相同者的优点而不认识其他人士的优点。“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过同体。是以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序异杂而不尚也。”（《七缪》篇）这就容易造成以己之长轻人之短。
关于人才各有所偏、鲜能备善的意见，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如曹操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说：“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曹丕《与吴质书》也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之论。应璩《百一诗》有云：“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应休琏集》）我们推想《人物志》中许多对于人物才性的议论，并不是刘劭一人的意见，而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隋书？经籍志》子部名家类于刘劭《人物志》上面，著录有曹丕的《士操》一卷，其书今已不存，但它既与《人物志》列在一起，其内容想必与《人物志》接近。我们有理由推断：《典论？论文》中对作家与文体的关系方面的一些看法，实际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关于人物才性的议论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的运用。
《典论？论文》认为文章的气和作者的才性都是天生成的，不可改变，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它指出各体文章有不同的内容特点和风格，而由于作者的才性不同，在创作上往往各有偏长而难兼善，人们在进行批评时不应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些意见却是相当合理的。它启发和教育读者应当冷静全面地考察文学创作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现象，认识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的特色和优长，不要“暗于自见”，唯我独尊。这些即在今天对我们也还保持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