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研发网络的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已经具备一定的位置，属于正在成长中的次级节点国家，发展潜力巨大。但是节点区域的形成需要要素内外流转快捷频繁，而中国的内向集聚流远远大于外向扩散流，证明位势能较低，多是接受高位势能国家的研发业务扩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节点国家尚待时日。本文将利用经济发展水平、研发资源总量、技术创新能力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来分析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位势状况和上升潜力。
8.3.1 经济发展水平
采用GDP、人均GDP、就业率、FDI流入量、FDI流出量、FDI流入存量、FDI流出存量7个经济指标对前文得出的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全球研发网络的核心国家以及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典、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瑞士、丹麦、韩国、冰岛、中国台湾、芬兰、新加坡、挪威、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印度20个全球研发网络高密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可以考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世界位势。
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处于中高水平，2000年的GDP排在样本国家或地区（世界）第6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从就业率来看，中国在84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排在第25位，属于中上的位次，反映出中国的经济运行较为健康，景气度较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迅速起飞的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爆发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维持了比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起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的GDP增长不但更快，而且更加稳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比较均衡，没有忽高忽低的起伏。人均GDP是中国排名最低的一个指标，在84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仅居第70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据统计，2000年中国的人均GNP在全世界仅排在第109位。
从外国直接投资来看，中国FDI流入总的位势较高，2000年的FDI流入量居第8位、FDI流入存量居第4位，是前十名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中国的FDI流出明显偏低，2000年的FDI流出量居第31位、FDI流出存量居第24位，仅列在中游。另外，所列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FDI流入流出的排名大致相当，甚至FDI流出排位略高于流入，个别国家，如澳大利亚，当年的FDI流出量排名低于流入量，但FDI流入存量和流出存量排名上保持平衡，同样在第13位；日本、瑞士、冰岛、中国台湾、芬兰、挪威等本土面积狭小的国家和地区受限于市场容量，FDI流出大于流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活跃；俄罗斯FDI流入的排位也低于流出，这与其国内经济形势有关，经济的不景气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2000年中国的FDI流入排在第8位，FDI流出却仅在第31位，当年的FDI流入存量数居第4位，FDI流出存量却排名24位，严重失衡。FDI流入和流出的逆差也凸现一个问题：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外向度，但是对国际经济的掌控力偏弱，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缺少成熟的大型国际性本土企业，主动出击、进军世界的能力欠缺，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列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TOP50非金融跨国公司（按国外资产排序）包括：11家中国香港公司、9家新加坡公司、4家韩国公司、3家中国台湾公司、3家马来西亚公司，1家菲律宾公司、1家泰国公司、7家墨西哥公司、3家巴西公司、1家阿根廷公司和7家南非公司World Bank，Word Investment Report 2004，pp。22-23.，其中没有一家中国内地的公司。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速度很快，年度平均增长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450百万美元剧增到20世纪90年代的23亿美元，FDI流出存量2003年末估计达37亿美元。在2001～2003年FDI输出执行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中排在第58位，在128个国家里属于中等水平。
从市场需求来看，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虽然城市化率一直较低，但城市人口的绝对规模也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如此之多的人口使中国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如，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8%，城市人口为4.8亿多人，比第二位印度也多了近两亿，比第三位美国多了一倍不止。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量也位居前列（第8位），仅次于美国、冰岛、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但是人均国民收入限制了我国市场有效需求的扩张，直接影响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购买能力，2003年中国居民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100美元，属中低收入国家，而除了低收入国家印度（568美元）外，综合排名在前23位的国家和地区均属高收入国家（地区）范围。我国的市场需求情况总体上呈现出绝对规模巨大、相对需求不足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需求量的增加，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市场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大量潜在消费者群体的存在已经成为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的有利条件。
8.3.2 研发资源总量
根据洛桑报告，2003年我国科技竞争力在59个国家（地区）的排名中居第32位，在27个2000万人口以上的29个国家（地区）的排名中居第13位，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2004年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比上年有所提高，尤以高技术产业为最；但整体技术竞争力较低，且提高不多。外国直接投资大大提高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教育的发达程度、掌握信息技能的水平，都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总体来看，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仍处于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从研发投入规模来看，2002年，中国继2001年经费总额超过意大利和韩国之后，再次超过了加拿大，位居世界第六，达到155.6亿美元，排在美国（2771亿美元）、日本（1240.3亿美元）、德国（501.5亿美元）、法国（314.5亿美元）和英国（293.2亿美元）之后。中国的研发资金投入从1991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1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157亿美元）、日本（21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2002年研发经费排名世界前10位国家中中国研发经费的年均增速达到16.2%，居世界第一。
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2002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23%，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0.1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较大。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仍然处于中下等水平。比如，2000年美国为2.76%，德国为2.15%，日本为2.98%，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研发支出也达到了2.47%，而同年我国这一指标为1.0%，2004年才达到1.35%。据OECD 2004年1月公布的《主要科技指标》，2002年R＆D/GDP的比重以色列达到4.72%，瑞典达到4.27%，芬兰、日本、冰岛、韩国和美国比重都在3%左右，而欧盟15个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1.9%，OECD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2.26%。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从基础研究经费来看，200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为8.9亿美元，不仅与美国（509亿美元）、日本（155亿美元）、法国（69亿美元）差距甚大，而且不足韩国（19亿美元）的二分之一，也远不及达10亿美元以上的瑞士、澳大利亚和西班牙。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在整个研发经费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上下（2003年为5.7%），而大部分OECD成员国家及阿根廷、以色列、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和斯洛文尼亚6个观察员国家，其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最低也在10%以上，大多数国家在20%左右。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甚至还未达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基础研究活动作为新知识产生的源泉和新发明创造的先导，是国家长期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不足，在研发活动中的比重得不到根本性的提高，都将制约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位势能级的提升。
从研发人力资源来看，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分别是中国的58%、57%、28%、19%；研发人力总量当量2001年为956.5千人，排在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人力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8.24%、23.63%、68.13%。我国专业技术队伍不断趋于年轻化，3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占50.5%（1997年统计数），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虽然在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仅排在84个样本国家的第49位，2002年仅为545.1人，仅相当于冰岛（5695.3）、日本（5095.1）、芬兰（5058.6）的1/10，而且与俄罗斯（3480.8）、阿塞拜疆（2799.0）、斯洛文尼亚（2181.4）等转型国家和新加坡（4139.5）、中国台湾（3923.0）、韩国（2318.6）等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也相差甚远。
从科技基础设施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实施了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工程，但整体科技发展环境仍未能根本改善。据2003年《洛桑报告》，中国在本组30个国家中科学基础设施子要素排在第12名，而技术基础设施子要素的排名则在第23名。在固定电话在线率、每千人的个人电脑数和网络使用者数量三个指标上在84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仅分别列为第60、64和55位，与因子分析中排名在前23位的其他国家（俄罗斯和印度除外）相比有很大差距，新西兰、以色列、奥地利、西班牙、捷克、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也都比中国排名靠前。以互联网的发展为例，虽然我国互联网用户总数已居世界前列，2004年末达9400万，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位，但互联网普及率却很低。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06年3月发布的电信及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报告，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仅达到7.23%，不但远远低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亦比阿根廷、巴西、俄罗斯要低，在属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核心区域和高密区域的23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仅高于印度3.24%；人均个人电脑拥有数仅为4.0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如瑞士82.33%，美国76.22%，瑞典76.14%，加拿大69.82%，澳大利亚68.9%，荷兰68.47%，英国60.02%，日本54.5%等等，而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均在50%以上，连巴西的这一指标（10.71%）也是我国的两倍有余（ITU，2006）。可见，与发达国家以及先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差距依然很大，从信息基础设施来考察仍属于信息化落后国家，不利于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在当地进一步集聚。另外，中国不同地区间的信息化发展差距非常明显，“信息化鸿沟”横亘在东中西部中间，东部地区网民数量接近中西部总和的1.4倍，IPv4地址数量超过了中西部总和的1.6倍，拥有域名数和网站总数则接近中西部总和的4倍，13%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是中西部的2.2倍。这也限制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节点区域的可行性。
8.3.3 技术创新能力
目前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而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3%（2001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积极引入国外资金的同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主要产业的技术水平，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多数产业的主体技术仍来源于国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创新缺乏后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可持续提高的主要瓶颈之一。
从技术成就指数来看，中国的TAI分值为0.299，在72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5位，基本反映了我国技术发展处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的现状。不仅与发达国家如芬兰（0.744）、美国（0.733）、日本（0.703）等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也与以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体的“潜在的技术领先者”如西班牙（0.481）、意大利（0.471）、捷克（0.465）等存在一定差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0.396）、墨西哥（0.389）、阿根廷（0.381）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技术水平也优于我国，已经进入“潜在的技术领先者”行列。按照技术成就指数的评价，中国属于“技术的积极采用者”之列。评出的46个全球技术创新轴心中，美国13个，英国4个，德国3个，瑞典、法国、芬兰、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中国台湾各有2个，加拿大、爱尔兰、丹麦、比利时、挪威、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突尼斯各有1个，得分最高的是美国硅谷16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创新轴心中中国台北和印度班加罗尔的得分值较高（13分），排在第十位，而中国内地却没有一个进入全球创新轴心之列。
从企业技术机构看，2000年我国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16978个，占全国技术开发机构总数的55%。但是，企业自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比重却较低，大部分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一种松散状态，而且这一趋势还有加剧之势。2002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3%，而1991年这一指标为52.9%；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也由1995年的56.9%下降到2002年的44.8%，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及活动处于萎缩当中。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技术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相当分量。
从企业研发投入来看，2001年我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已经占到全国研发支出的60.4%，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从1991年的166亿元，以年均19.4%的速度提高到2002年的1164.1亿元，但是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只从1.39%提高到了1.73%。而发达国家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一般都占其销售额的3%左右，高技术企业这一数值在5%以上，世界500强企业一般要占5%～10%，由此看来，我国企业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另外，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只有0.4%，而发达国家企业这一比例过去30年间基本稳定在15%。从这个角度讲我国企业还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主体，甚至地位还有下降趋势。
从企业研发人力来看，2001年企业的科技活动人员占全国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达到66.4%，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也达到53.2%，而属于企业研究机构主导型的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平均则在60%以上，美国甚至达75.4%，相比而言，我国企业研发人力投入还是较弱。另据调研发现，国有企业科技人员的相对数量不足、教育层次不高，从高级科技人员最密集的30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来看，仍有84家没有一名博士，全国192家中央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只占总数的2.1%，高级技师仅占工人队伍的0.16%千分之七：我国消化吸收再创新费用“少得可怜”。企业研发人力的匮乏无疑会大大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从专利授权量来看，2001年在我国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申请三种专利申请中，前两项的国内企业申请比重分别高达99.4%和93.1%；而在63000多件发明申请中，国内企业、国外企业各占47.4%和52.6%。国外企业发明专利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87.8%，而国内企业发明申请仅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18.1%。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申请职务发明专利的明显差距：国内企业申请14700多项，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不足50%；而国外企业申请达31880多项，占国外发明申请比重达95.8%，申请量是国内的2.16倍。这些差别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亟待增强。例如2002年我国企业获得的职务发明专利授权量只有1461件，仅为IBM公司2001年的44%。另外，我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都偏少，据世界工业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2002年我国工业发明的专利授权量为21473件，排在第12位，其中授予本国人的专利数仅为5868件，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而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界定的24个核心创新国中每百万人口获得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在30件以上，但中国仅排在第62位，在非核心创新国中也列在35位以后，每百万人口0.15的USPTO发明专利授权量远远低于列入“核心创新国（地区）”的中国台湾（240）、以色列（163）、韩国（74）、新加坡（72）、中国香港（34），相比之下，中国的技术产出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都相当差。
从技术引进和消化来看，1995～2002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支出经费一直保持在200亿元以上，而国内技术购买支出最高年份也仅为42.9亿元（2002年），两者相差悬殊，说明我国企业对外国的技术依存度较高。另外，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同时，并没有加强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2002年，我国技术引进费高达372.5亿元，技术消化经费支出仅为25.7亿元，引进技术费用与消化吸收再创新费用之比是100：7，即便是我国的500强企业，这一指标也仅为100：10，远低于日本、韩国100：1000的水平，也就是说，引进同等的技术设备我国用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费用只及日、韩的0.7%。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强度一直在0.04～0.09间徘徊。这种投入不合理现象证明我国企业二次创新能力非常缺乏。
从高新技术出口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国际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00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2296.2亿美元，其中出口1103.2亿美元，进口1193.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2.4%、62.6%、44%。高新技术产品占商品国际贸易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96～2003年出口从8.4%增长到25.2%，进口从16.2%增长到28.9%。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出口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偏下位置。2001年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的世界平均值为22%，中国的这一指标为20.4%，而新加坡高达59.7%，美国、荷兰、英国、德国、韩国、日本、法国均高于世界平均值，墨西哥也比中国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