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研究集中在区位因素和区位模式两个方面。其中，对区位因素的研究开始的时间较长，可以说是相当早的关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区位决定因素的分类和界定已经比较完善，但并没有整合到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而对区位模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描述性的区位选择偏好归纳和总结，或进行定量分析和模型构建，在理论层面上升到区位模式研究的相对较少。
2.4.1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因素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很多学者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决定因素做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渗透程度、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当地生产导向和技术活动强度、当地研究开发资源状况、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以及同一行业在当地的研发水平等因素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决定密切相关。Mansfield等（1979）、Lall（1980）、Hirschey和Caves（1981）以及Pearce（1989）均通过对美国公司的研究证明了支撑海外附属公司的生产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Gerybadze和Reger（1999）调查发现，先进技术和某一研究领域的世界性声望、复杂的市场和顾客需求（诱导创新活动）、价值增值的巨大潜力、影响主导设计并使公司取得转移优势、创新导向竞争性公司竞争激烈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考虑的区位因素。Kumar（2001）将市场规模及运作性质、研发人力资源的可获性和工资成本、从东道国创新活动中获益、技术专业化、政策因素、知识产权保护、贸易管制的开放度等作为影响跨国公司区位决定的因素纳入了分析框架，并对美国和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区位决定行为进行了归纳。Doh等（2002）对东道国影响外资研发的贡献因素进行了研究，将东道国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区位环境因素分为四个方面：经济环境、体制环境、科学与远程通信环境和跨国公司竞争要素。Zedtwitz和Gassman（2002）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为研发特定因素和研发外部因素。研发特定因素包括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质量、预期的产出功能以及这一海外研发机构的总体运作效率，研发外部因素包括税收优惠、当地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观念的提升等。Niosi（2003）研究了加拿大研发的海外扩散与区位模式，指出加拿大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之所以集中在美国和西欧受需求、供给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地理和文化接近性在解释加拿大海外研发区位模式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Ekholm和Hakkala（2004）构建了两国一般均衡模型（two-country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这一模型中公司做出不同的研发区位选择和高技术生产，集聚作用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扩散溢出和在相对较大市场中进行生产的市场创造动机。因为最终产品趋向于在大国集中，小国家就失去了生产性研发的优势，同时，由于研发部门也存在着集聚经济效应的缘故，致使研发在大国的不断集聚。
郑京淑（2000）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区位决策过程中重点考虑的东道国区位条件主要有：①研发资源丰富，研究所运营效率高；②可充分享有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利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发达的信息通信网络）和从东道国研究机构或竞争企业获取信息方便与否；③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到设在东道国的生产性子公司，从而直接实现市场效应；④能从文化、风土方面给研究所创造开放的研究氛围。杜德斌（2001）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各项因素，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研发的投资规模首先受其FDI影响，两者的关系呈正相关；其次，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尤其是有效需求）对外资研发的进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再次，东道国的技术设施和技术资源的可利用性对跨国公司研发的进入具有正面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通讯设施和科技人才的供给等；最后，专利保护指数与跨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具有较大的正相关，这暗示了专利保护法的健全是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重要条件。另外，分析还发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研发的投资规模与其生产性附属公司的技术密集程度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研发的流入也无多大影响。薛澜、沈群红、王书贵（2002）对跨国公司在华独立研发机构的行业和布局的实证分析发现，跨国公司独立研发机构的建立与该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外资企业的投资比例和所占市场份额）和竞争态势（行业内著名跨国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何淑明（2002）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设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时，主要考虑区位的人才环境、信息集聚环境及科研辅助设施、政策的自由开放度等因素。潘羿（2003）结合中国各省（除中国台湾外）的具体数据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华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各省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数量与该省FDI、人均GDP、万人科学家工程师数、科研仪器设备指数、人均邮电业务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百户居民家用电脑拥有量、百人固定电话数、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等变量呈正相关，说明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是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决定因素。喻世友、万欣荣、史卫（2004）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国别选择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投资与东道国的FDI规模和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高度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是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国家选择的决定因素。刘常勇（2004）综合相关文献研究，将跨国企业选择海外研发区位的主要评估因素归纳为：人力资源、市场规模、制造能量、环境与政策条件、产业群聚与产业竞争力、知识流通与创新能力六个方面。李安方（2004）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分析从跨国公司因素（规模、国际化程度、行业特征）、母国因素（高成本、政策限制）、东道国因素（市场规模、科技发展水平、科技人员供应与工资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市场结构、文化背景等）三个方面展开。王建华（2004）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取决于公司战略、运用与保持所有权竞争优势，以及获取和整合研发资源、提高研发效益的内在需求。而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则取决于东道国诸多的投资与市场环境因素、研发资源及供给环境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产业或行业内的国际化程度和它所保持的竞争环境，尤其是研发的竞争环境，以及以研发人才为首要条件的东道国的研发资源及供应环境。
2.4.2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研究
Cantwell和Hadson（1991）、Hakanson（1990，1992）、Pearce和Singh（1992）、Florida和Kenney（1994）等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和海外研发机构的职能直接相关。生产支撑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活动接近生产地和市场非常重要；技术跟踪和获取型的研发活动分布与世界创新活动的总分布成正相关；资源寻求型的研发活动区位选择受东道国人才供给、技术设施、环境保障程度的影响；基础研究型的研发多接近世界技术卓越中心，选址在著名大学和同类研究基地附近。Kuemmerle（1997）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投资可分为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型（HBE）和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型（HBA），其中技术增长型机构明显倾向于接近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区位建立，技术开发型机构倾向于在公司生产性企业和主要市场的附近建立。
李小建（1999）认为研发活动的不同阶段对区位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公司的研发区位应趋近于大都市区和大科研集中区以及公司总部所在地。《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一书作为国内外最早研究研发全球化区位模式的学术专著，在全球区位论指导下，对跨国研发投资的空间布局进行了细分，从宏观区位选择到微观区位选择，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模式归纳为生产支撑型、技术获取或跟踪型、资源寻求型三种，并进行了分析。李安方（2004）的研究考虑到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战略动机，提出生产支撑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技术跟踪型、战略投资型、政策引致型六种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