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国迟迟未曾建交，我们与韩国同行的学术交流起步甚晚。1981年10月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朝鲜半岛只有北方代表两人参加，他们对辛亥史缺乏根底，很难建立长期交流关系。但同年11月我们到东京参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却发现韩国学者的汉学素养较佳，其中尤以汉城大学历史系闵斗基教授表现出色。我们就是在这次会上结交，此后经常通信并互赠书籍。
我与闵在美国、在新加坡曾多次见面，但却难以在中国或韩国互相访问。1986年10月我们曾在新加坡夜游“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区）时长谈，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国进行研究。我表示愿意尽力促进，但实在没有把握。至于我自己，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并不抱前往汉城访问之奢望。闵斗基书生气十足，为人亦热诚亢直。当时我们只顾畅谈，竟未发觉东道主为外国学者提供的交通车早已返回宾馆。由于夜深行人已稀，好不容易才拦到一部出租车开往住处。
皇天终究不负苦心人，但主要还是由于中韩建交已经趋于水到渠成。1991年1月底，经由闵斗基等学者的多方努力，汉城大学终于以中国现代史料学国际研讨会名义，邀请骆宝善、张宪文和我前往访问。稍后，该校文学院又寄来经其政府同意的正式邀请函，我立即持函去纽约韩国总领馆申请签证。当时中韩两国仍无正式外交关系，但领馆人员对我这个大陆中国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职员第一次看到中国护照，都挤过来欣赏，并问我浙江在中国哪里？杭州是否像天堂那么美？不久，她们就带我进领事办公室，领事李荣很年轻，恰好又是汉城大学历史系毕业，因此显得更加礼貌与热情。他并未循例询问我本人情况，而是希望了解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我们用英语谈了半个小时，临别时他说你的签证没有问题，一周后就可以寄给你。真没有想到，汉城之行的第一关就这么轻易通过了。
6月12日我从普林斯顿到纽约乘飞机，由于中途转机略有耽误，13日晚7时许（汉城时间）才抵达汉城机场，闵斗基与金容德（汉城大学历史系主任）已等候多时。不久，骆宝善、张宪文亦到，遂同去汉城大学的湖岩馆寄宿。该馆是三星财团捐献给汉城大学的，相当于我们的外招。环境幽美，建筑新颖，而内部结构则似传统民居，现代化设施更是一应俱全。闵斗基说：“汉城大学爱闹事，三星怕挨批判，所以捐献一座宾馆借以改善关系。”大财团居然巴结最高学府，这是韩国社会的进步。
6月14日上午，中国近现代史料学讨论会在汉城大学举行。由于中国人文学者第一次参加韩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所以其政府较为重视，开幕式由韩国放送委员会委员长高炳翔作基调演讲，题目是：《中国史研究与史料分析》。高氏为韩国汉学家前辈，曾留学德国，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多年。他是闵斗基的业师，并且与闵一起在汉城大学创建东洋史学科（系）。现任职政府，副总理级，主管广播、电视等传播事业。演讲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及其主要史料条分缕析，颇具大家风范。
接着是学术讨论，中国学者首先由骆宝善报告太平天国史料学，内容翔实，组织严密，听众提问、评论颇为热烈。下午讨论我最后报告，介绍大陆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并总结其经验教训。辛亥史是韩国学术界热门课题之一，所以发言更为热烈，许多问题已超过辛亥范围，涉及史学理论与方法。本应4时30分结束，却延续至将近6时，可见他们初次接触中国学者时兴味之浓。
稍歇片刻，即在湖岩馆出席东洋史学科与中文系教授联合宴请。每人十碟小菜，类似我国冷盘，但人参数片亦算一碟，为当地特色，另有各色热菜。两国学者一见如故，畅谈尽欢，深夜始散。
6月15日全日继续开会，张宪文报告现代史史料学，他已有专著出版，堪称驾轻就熟。讨论热情未减，且多次指名要我解答问题。发言用中朝两种文字，翻译朴俊德出生于上海，“文革”后期读完小学始归国定居，现教中文。连续两天，既中译朝，又朝译中，疲累之极。以致最后常弄错角色，对我们说朝鲜话，对韩国学者说中国话，多次引起哄堂大笑。他颇有修养，任何时候都显得温文尔雅，为会议顺利进行提供很大方便。
晚上，部分韩国年轻学者联合宴请，仍在湖岩馆，但改为西餐。闵斗基亦赶来参加，任意交谈，无拘无束，实为日间讨论之延续。无论东方或西方，学者交往大抵如此。
6月16日会议业已结束，开始参观访问。今天的节目是参观市容与汉城最大的百货公司（Lotte Shopping Center），陪同者为在职博士生崔先生。崔开本国生产的私家车（韩国街上看不见外国车），但可能过于考虑我们的安全，也可能是让我们多看点市容，行驶速度较慢。Lotte Shopping Center类似北京东安市场，由众多专业铺面组成，但建筑高大华丽，具有民族风格，布局设施接近美国大型商厦，且设有游乐园。中午在江岸进餐，俯视汉江景色，大桥飞架，颇似武汉风光。汉城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但并不显得如同广州、上海那样拥挤。城市建设颇有章法，注意保持传统与现代化的协调。老式屋顶（与中国旧式房屋类似）保存甚多，即新屋亦喜用蓝色塑料老式屋顶，甚至临时性的工棚亦然，与丛山翠林相映，颇有历史文化情趣。
漫游至夜始归，来不及参观刚开张的三联书店，是一遗憾。随即到一大众化的百松餐馆，与汉城地区中国现代史同行餐叙，循民间习俗，席地比肩而坐，欢声笑语，喧闹不绝，一如东京浅草之小酒店。此又海外学者之多数癖爱，与近时国内有些人一味追求接待规格大异其趣。
6月17日主要是参观民俗村，由闵斗基另一在职博士生罗先生陪同。罗已在一所大学任助理教授，能说英语，略通汉语，比昨天的崔先生易于沟通。民俗村在群山之中，风景优美，精心布置。有韩国东西南北各地区农村模型，房屋道路均如原状，且有居民（表演者）活动其间。富有生活情趣，使人流连忘返。中午即在民俗村乡间小店进餐，长桌条凳，简朴无华。每人食人参蒸子鸡一份，另配小菜数碟，倒也清爽可口。结账每人5.2万韩元，只合7美元多。这样的风味菜，在普林斯顿至少在15美元以上，外加小碟及小费，每人当在20美元以上。
饭后观赏民间舞蹈表演，与中国朝鲜族乡间庆丰收舞蹈相同，以头舞长缨为特色，且有各种肢体动作与队形，变化甚多。韩国民间艺人的绳技表演也很精彩，能在绳上飞腾跳跃，舒展自如。地上坐有一人击鼓，以节奏配合动作，与绳上人时有问答，话语诙谐，不时引起观众鼓掌大笑。
晚间高委员长在相当于国宾馆的高丽屋（Korean House）正式宴请，建筑宏伟，林木幽深，小径曲折，进入一单间餐厅席地而坐。主人以朝鲜皇室菜肴款待，女侍均着宫装，淡施脂粉，亭亭玉立，具有浓厚东方古典文化氛围。高先生毫无官僚气，依然宿学老儒本色，大家畅叙尽欢，深夜始归。
6月18日参观魁章阁与大学图书馆。
魁章阁原为国王与近臣论学之所，旧址已废。现在汉城大学校园内新建之魁章阁启用不过年余，许多书籍文献尚未解捆。建筑保持古典风格，飞檐鸱尾，宏伟华丽，内部各种设施则完全现代化。据台湾历史学者吴相湘旧日记述：曾见魁章阁所藏近300年承政院日记，共3000余册，此外尚有秘书监日记、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与各国往来文件原档，以及金昌熙《东庙迎接录》（据壬午与袁世凯晤谈笔录写成）等。由于时间匆促，我们只看了袁世凯所藏书画，有一幅似为西洋画匠所绘胶州总督署图（有袁庚子题跋）。临别时管理人员各赠收藏目录一巨册，从容检阅只有期待于来年。
图书馆以“日治”时期日文、西文书刊极多为特色。由于韩战原因，1949年以后的中文书刊很少。
下午东国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吉榕来访。他是纽约对日索赔会秘书长邵子平在台湾时的中学、大学同窗好友。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十余年，回国亦十余年。中英文绝佳，因此除在东大教书外，还担任韩国外交部顾问，主要是负责重要对外文件的文字润饰。我们就纪念南京大屠杀开会事交换意见，希望他出面邀请韩国有代表性人士参加。李在中国长大，在某种程度上视中国为故土。他说正在促成该校董事长（佛教界人士）访华，同时也将设法邀请我再次访韩。临别时他很诚恳地留言：“你们在国外看到的韩国人，多半是另一种韩国人，即市侩，你们应该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多多了解普普通通的韩国学者和老百姓。”
6月19日上午送骆、张回国，然后由金姓博士生驱车陪我参观独立纪念馆。距市区甚远，车行约两小时。馆建于高山上，造型奇特，气势雄伟。内设很多分馆，陈列内容均极丰富。我们只匆匆参观“三？一”纪念馆（重点），便疾驰赶回湖岩馆住所。
晚间一人无事，独自逛到附近一乡村饭店吃烤狗肉。早就听说朝鲜人爱吃狗肉，湖岩馆山下有专供食用的养狗场，日夜吠声不断。但来汉城后，东道主从未请我们吃一次狗肉，颇以为憾。进店后，只见顾客盈门，烟雾缭绕，香气扑鼻。可惜我不会说朝语、日语，女老板又不会说英语。怎么比划也难以沟通，相视无言，哑然失笑而已。幸好门外有一作为广告的狗模特，我急指此犬，老板恍然大悟，旋命女侍应生送来炭炉、调料、小菜，并亲自跪在一边为我烧烤，虽不能交谈，亦颇感其盛情。
6月20日清晨山间散步，然后收检行装。11时金容德来，他曾在哈佛读博士学位，所以驾驶技术甚佳且保持美国大学生风格，一路疾驶，谈笑风生，很快就到机场。但却没有料到航空公司临时要我办理美国再入境签证，虽然金先生反复争执，亦无效果，只有怅怅而归。途中在一中国小饭馆进餐，老板山东人，十几岁来韩国，已40余年矣。下午重返湖岩馆。晚间闵斗基赶来慰问，谈甚久。
6月21日金容德陪我到美国驻韩使馆申请再入境签证，接待颇为热情，顷刻即已办成。中午在延世大学外宾食堂进餐，并在校园散步。该校为基督教教会所办，经费充足，规模很大。其美术展览馆建筑宏丽，收藏亦丰，堪称国际水平。馆长亲自接待，参观后赠给每人大型精美画册一本，体现其管理水平与实力雄厚。
晚间，闵斗基为免我一人寂寞，派一金姓博士生陪同到附近黑龙江饭馆吃中国菜，但所谓中菜有名无实，橘化为枳，不及烤狗肉多矣。饭后又至一僻静茶楼，饮中国茶，欣赏古典音乐，并深谈。金原系著名学生领袖，“光州事件”后坐牢多年。出狱后师从闵斗基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人极聪明，中文亦佳，两个月即将李泽厚两本思想史纲译成朝文，很想到中国来做一段研究。茶楼布置典雅，夜间顾客甚少，正好清静叙谈。但忽然播放歌剧《蝴蝶夫人》，颇有殖民主义气味，韩国仍有美军基地，闻之令人不快，遂匆匆回住所。
6月22日晨7时金容德来，驱车再去机场。拿登机卡时又生枝节，说是根据韩国政府规定，若干外国人（包括大陆中国人）出境，须将护照、签证暂交航空公司职员代为保管，并将我的护照、签证等材料装入一大牛皮信封。金容德又反复争执无效，只有向我抱歉，因为韩国一向视中国为敌国，现今外交政策虽有转变迹象，但相关措施（如大陆中国人出入境）仍然沿袭旧章。为我携带护照的是韩国航空公司女职员，金容德离去后由她照应一切。她英语流利，温文尔雅，说话也很有风趣。因机翼修理，起飞延误四小时，她把我安排在头等舱候机室，又频频送来午饭、茶水。但我总有点怀疑她是安全人员，因她与我简直是形影相随。我故意说笑话：“很高兴在贵国得到一位出色女秘书。”她坦然说：“与你同行是我的莫大荣幸。”老练而又得体。幸好到东京后她即离去，我取回护照、签证，登机继续飞行十小时，美东时间22日下午6时许才到达肯尼迪机场。过关极为顺利，移民局职员说：“普林斯顿大学早已为你办了延期手续，你根本不用在汉城又办一次再入境签证。”我只有苦笑而已。
尽管有此小小波折，但我仍然珍惜汉城之行的回忆，因为有幸成为中韩学术交流的前驱者之一，而前驱者的道路总归要艰难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