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日，邵洵美、项美丽合作的中文版《自由谭》抗日月刊，以及与其作风相似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同时创刊。项美丽亲自担任《公正评论》的主编。这时，邵洵美独力支撑两份月刊的运作，资金上已感到吃力，项美丽就找来了她的私人好友——大美晚报馆的老板Starr（斯达）、保险公司董事长石永华两人出钱投资。邵洵美说自己这时兴办《自由谭》月刊，是受了上海《申报》过去一个叫《自由谈》副刊的启发。他的创刊宗旨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人类的权利”，绝不是“罪恶的借口”。这样，《自由谭》与《公正评论》这两份月刊，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抗战，与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坚强决心。
后来的海上名人大收藏家谢其章，有幸收藏到了这难得的抗日月刊。谢其章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以为邵、项二人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下，资金也缺乏，却做出了如此之精品，真的很不容易。谢其章说：“刊名的颜体书法是邵洵美手迹。以项美丽的名义向当局登记出版，比较方便（项美丽兼编辑及发行人）。《自由谭》的图片非常丰富，版式编排手法娴熟，一望而知出自行家里手（邵洵美过去编的刊物绝对一流）。大量的漫画是该刊的一大亮点，开本大，漫画亦尺幅宽广，甚至占据一页，如张东平的《为什么不早把财产捐给国家？》、叶浅予的《换我们的新装》都是一个整版。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漫画小里小气豆腐块，极少大手笔大尺幅，极影响漫画的地位，其实，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大幅漫画。”
1999年12月，姜德明发表《邵洵美与＜自由谭＞》一文，对于邵、项合办《自由谭》这段经历，有一个综合性的评述：“七七事变后，她（指项美丽）不想离开上海，愿与中国人民共历患难，就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主办了宣传抗日的《自由谭》，这更是她富有正义感的一次勇敢行为。正是由于结识了邵洵美，项美丽才得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邵洵美的英文很好，可用英文写作；项美丽的汉文程度差，无法用中文写作。如果没有邵的合作，她也许办不成《自由谭》。何况那时邵洵美手中还掌握着战前办时代图书出版公司的印刷机器，而《自由谭》的基本撰稿人亦多邵的朋友，我甚至想，也许正是邵考虑到当时租界的‘孤岛’环境，有意请一位外国人来出面办理杂志，借以躲避日本占领军的阻碍。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自由谭》既是项美丽主编并作为发行人，同时也应注意到邵洵美与这刊物的特殊关系和所起的作用。这种办刊手法，在当时的‘孤岛’亦绝非一例。……邵洵美在每期刊物上都有文字发表，这还不包括他化名写的文章……未见有人为邵洵美编过文集，倘有人注意及此，我建议不可漏收这篇文章。……每期刊物的篇首都有编者写的时事短评，放眼国际反法西斯的动态和新闻，亦简要地作出分析和评论。按说这应出自主编项美丽之手，却亦难以排除邵洵美参与执笔的可能。……到1939年3月1日《自由谭》出完第6期后停刊。……创编《自由谭》这件事，无论如何对他们这当事者，以及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个美好的记忆。‘望远镜中看故人’，我们在感谢项美丽热爱中国和支持我们抗战的同时，也应记住诗人邵洵美在这中间付出过的心力。”
一本《自由谭》在一种极端的战争环境下，成全了邵洵美、项美丽这一对异国男女的倾城之恋。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本，现今国内外约达3800余种。但是，读者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最早的英文出版物，却是1938年10月的《论持久战》。
抗战总动员之后，在国民党内部一度出现“速胜论”、“亡国论”两种基本论调。而在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正面抵抗，从而轻视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针对这些不符合时局的论点，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进行了数场大型演讲，明确地提出了中共的抗日持久战的方针。7月1日，解放周刊社第43期、44期合订本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约5万字。
党中央决定，必须让全世界了解到中共的观点，了解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艰巨性以及长期性。于是，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研究后，这项任务就交到了中共女地下党员杨刚手中。当时，杨刚不过20余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同时又是《自由谭》的特约作者。杨刚的外语基础不错，社会交际面也广。她跟项美丽交上朋友之后，为安全起见，便住进了项美丽霞飞路1826号花园洋房楼上靠西的一间小屋。当时，邵洵美经常到1826号看项美丽。杨刚住在那里的另一个好处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遇到难点，可以与邵洵美这个一流的翻译家共同斟酌，力求英译本的准确与完美。《论持久战》的英译工作全部完成之后，首先在《公正评论》上公开发表。邵洵美为之加上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绝不是偶然事也。”这部著作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在《公正评论》上连载完毕，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自己动手把这篇序言译成英文（以前误认为是杨刚译），刊登在单行本上。这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便将这部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
邵洵美虽然有自己的时代印刷厂，可是它没有印刷外文书籍的经验。经过一番考虑，邵洵美就把译稿的印刷事宜，秘密地托付给了白克路印刷厂。这部译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一直到出书，都是邵洵美与挚友王永禄（时任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务，曾创办中国美术刊行社，并与邵洵美印行宣传抗日的小报《时事日报》，专载战地新闻和前线照片）两人亲自操办的。这部最早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历时两个月才印出，共印了500册。为安全起见，邵洵美、王永禄两人亲自驾车，将这500册书运到项美丽的住处秘藏起来。
接下来，《论持久战》在上海的发行渠道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交由杨刚提走，由地下党组织发运到外埠。另一种则由项美丽请当时担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见习领事华尔夫分发出去。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干脆由邵洵美、王永禄二人冒险上阵“暗销”。所谓的“暗销”，就是由邵洵美驾着项美丽的那辆轿车，在洋人的住宅区转悠，一俟发现周围无人注意，王永禄即眼明手快地抓起数本《论持久战》，从车内跳出，飞毛腿般地跑到洋人住宅前，往每个信箱里塞进一本书，然后两人立即返身上车飞驶而去。两人用这种冒险的方法，也传送了数十本书出去。
正是凭着杨刚、项美丽、邵洵美、王永禄等人的机智与无畏，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热情与支持，不久《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便迅速地传遍整个中国大地，并且走出了国门，传递到世界各地。
这种事情后来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当时，日本人虽然还未公然进占租界，可是日本人那嚣张的气焰，却已把英法租界当局弄得相当仄促了。
一个供职于日本宪兵队的日本上校，通过一个跟项美丽熟悉的日本通讯社记者Ken，请项美丽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国都饭店吃饭。上校追问项美丽《公正评论》、《自由谭》幕后是否另有其人，她的组稿渠道是什么。项美丽回答：“我没有编辑。稿子都是邮寄来的，如果我办公室附近有中国人，我就请他翻译读给我听；如果他表示喜欢，那篇文章就编辑进我的刊物，我特别信任我所尊重的中国人的判断。”项美丽的回答令日本上校很生气。Ken转达日本上校对项美丽的警告：“你的有些文章是反日的，可以说相当激烈的反日。”他希望项美丽对日本要“友善”，要改变办刊方针。于是，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下，《自由谭》出版到1939年3月1日，便把第7期的排稿撤了下来，被迫停刊了。它在半年中一共出版了6期。它的孪生姐妹《公正评论》，亦同时遭受同一命运。
《自由谭》的停止，使邵洵美在上海的出版事业一度处于停止的状态。项美丽留在邵洵美的身边已无任何的正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