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无事可做的罗家伦终于被蒋介石想起，委任了一个新疆监察使与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职务。罗家伦此行的使命有点复杂。作为一个新疆监察使，他必须担任起监视当时的新疆诸侯盛世才的责任。可是，像盛世才那样狡黠傲慢的一代枭雄，又岂是书生本色的罗家伦所能羁绊的？如此，罗家伦便将任务的重点放在对大西北的全面考察，为将来抗战胜利后的大西北建议提供决策依据。
罗家伦于1943年6月由重庆动身，一路上出剑门，越秦岭，过灞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开始的风景还是不错的，于是罗家伦诗兴大发。
高歌：
燕子矶边五月榴，那如红叶带霜稠。
若聚名城品秋色，八分浓艳在兰州。
又写：
河湟重镇建名城，鼓角重开霍（去病）赵（充国）营。
新种白杨千万树，绿荫深处认西宁。
可是，罗家伦考察团翻过六盘山之后，景色却为之一变。这里曾经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大本营，但是，罗家伦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由此，也可见当年冯玉祥驻军西北时的环境恶劣。罗家伦在诗中写道：“我欲高歌陇上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
当时，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扩大自己部队的影响，还曾经命令兵士把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再刻上西北军雄性十足的口号。罗家伦不是太习惯冯玉祥的作风，于是仍在日记中写下：“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由此可见，许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布衣将军冯玉祥而言，他的一生虽然朴实真诚，向往进步，但是他的文物保护意识确实是差了一点。
1947年，罗家伦任蒋介石政府的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1950年，罗家伦54岁，返回台湾，定居台北。
1957年，61岁的罗家伦，整编自己的诗作《心影游踪录》、《玉门出塞集》、《海色河声集》等著作。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罗家伦和夫人张维桢育有二女，长女罗久芳，次女罗久华。长女罗久芳继承了罗家伦的诗人气质以及历史学方面的渊薮，曾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罗久芳根据父母一生的经历，曾经写成《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一书。
罗家伦与他的师友胡适、傅斯年相比，气质显然是较类似于胡适。他虽然曾加入国民党，一度以一位国民党理论家自诩，可是，他的血质中，却始终流淌着老“北大人”自由主义的气质，因而在国民党常常表现出其格格不入、仗义执言的一面，颇令国民党内一些强调意识形态情结的党政大佬们心情不爽，这也是像胡适、罗家伦这一类民国知识分子心境纠结难平的地方。罗家伦过世后，他的朋友与学生，都曾经提到过他的志虑忠诚，慎思明辨。他做学问的底子也很好，中外古今，融会贯通；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玄学的各类别，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也许，罗家伦能够安静下来做学问的话，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应该是可以与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并驾齐驱的。
可是，无论如何，罗家伦的人格风范、智慧才华，以及他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做过的有益尝试，都给我们后来者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