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讳

站在星巴克门外，谢国忠有片刻的迷惘。他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记者。放在从前，恐怕连他自己也很难想像，他会身着浅色运动裤和白色短袖T恤，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出去喝咖啡聊天。他曾经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说：“我不在香港的办公室内工作，就是在外面出差。”曾经身为摩根士丹利明星经济学家的谢国忠需要同大量的基金经理和分析数字打交道，其间伴随着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判断。他形容那滋味，“就像上战场”。

如今，谢国忠正在开始一场新的长征。尽管不再供职于全球顶级投行，只要谢国忠愿意说话，人们仍然愿意侧耳倾听。这不仅仅是在表达对一位直言不讳的经济学家的敬意，更是在试图从谢国忠的谈话中捕捉市场的脉动。

他仍然保持着自己一贯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黑色头发遮住前额，金属框眼镜后的眼睛犀利睿智。当他不讲话时，身材中等偏瘦的谢国忠看上去内向而秀气。但是只要他一开口，无论有多少人在场，他必定是其中的明星。有一次，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内的饭桌上，在座的有来自其他投行的经济学家、在证券交易所供职的高级经理人、媒体的主编和商人。在喝下半杯果汁之后，他迅速征服了他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投资银行、上市公司和私募基金，语气嘲讽，看透一切。当另外桌子上的人也都朝这边看时，他正发表自己对那些商业精英们的看法，他说，其中一些人并无过人之处，所有的秘密只在于他上学时读过的一句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离钱更近”。黑石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沃伦·巴菲特、杰克·韦尔奇、桑迪·威尔逊、李嘉诚……一连串的名字在他的话语中翻滚，他像一个高明的巫师，慷慨地向围观者展示自己玻璃球中的世界，和世界的真相。

一个经济学家的生成

他一直是一个明星。上学时，他在学校中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他的大学四年在上海的同济大学读完。专业是他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他自己喜欢读小说，甚至想过要去写小说。可是，当他向老师透露出这个远大理想时，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准备挨饿吧”。按照老师的建议，将来不会使人挨饿的专业是建筑工程。于是，他进入了同济大学路桥系。

当他准备出国留学时，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面临着学英语这个大问题。对于一名虽然精通数学和力学，但是在大学里从未认真学过英语的中国学生，如何能做到精通这门语言，取得好的语言考试成绩，拿到奖学金？

谢国忠最初的方法是研究考试题目。这种方法曾经让他在考试中无往不利。但是，在研究了三个月之后，试考托福时，他看着卷子，纳闷这是英文还是希腊文。如果是英文，为什么自己根本看不懂；而如果是希腊文，托福考的不是英文吗？与此同时，和他一起参加托福集训的同学，已经在食堂内互相用英语交谈了。

“Oh， shit！我想这下我要露马脚了，得好好学。”多年之后，谢国忠回忆起这段经历，满脸笑容。

他学习英文的方法是阅读英文小说。第一本借到的小说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一开始，谢国忠想，不认识的单词要画出来，于是他拿支笔开始画，一页看完时，发现被画满了，第一页就看了两个小时。他把这些不认识的单词全部抄下来，抄在一个纸圈上，将纸圈套在手腕上，开始背单词。一天背100个单词。忘记了就重新背。上课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讲英文，在谢国忠听来自然是一片“叽里呱啦”，索性自己看自己的小说。随着阅读量的增长，阅读小说的速度开始变快，最后，“我就像正常人看小说的速度一样了”。他说自己开始爱上这门语言。托尔斯泰的小说，看中文时，觉得索然无味，看英译本，却发现其乐无穷。最后，他把学校图书馆藏有的英文小说全都读了一遍。

练习听力的方式则是听“美国之音”。听不懂也没有关系，用录音机把节目录下来，直到听懂为止。

后来他开玩笑说，由于自己的这种训练，飞机一落地，他就开始熟练地讲英文，而且，“说得还挺快”。可是听他讲话的美国人很纳闷，“你的英语，是不错，就是听上去有点怪”。后来一捉摸，“哦，你的说话方式像19世纪的英国人”。于是心下大呼不妙，开始在假期疯狂看美国肥皂剧，一个月之后，口吻倒是纠正过来了，可是又有问题，“你讲话怎么像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他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土木工程。可是，谢国忠发现，“土木工程这玩意儿，100多年都没变过，我到麻省理工看的教科书，和之前看到的教科书，都差不多，觉得没什么新东西可学”。于是，他开始四处听课。正好他听了罗伯特·索洛讲的经济学理论，马上觉得，“这不错，真不错，正好是土木工程的反面”。回忆起这次专业的转变时，他开玩笑说，他在学土木工程时，出去实习，看到从事土木工程工作的人都晒得很黑，脸上满是皱纹，感觉非常辛苦。而那些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手都不用动，就说说话，就能给你钱。我想这工作好，就要去学经济”。

但是麻省理工的经济学院从没有收过中国学生，尽管有很多中国人曾经申请过。幸运再次眷顾了谢国忠，经济学院的答复是，可以来上课，只要上完课之后，考试能通过，就可以收你做学生。于是，谢国忠拿着工学院的奖学金到经济学院上课。而考试，对于从小考试一直拿第一的谢国忠来讲，自然构不成丝毫障碍。

投行明星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名声不坠的奥秘在于，麻省理工挑选学生的要求甚为严格。在谢国忠读书时期，麻省理工学院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大部分都是理科出身，因为它对数学的要求尤为苛刻。

因此，尽管每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招生数量不多，但由于大部分的毕业生都选择到全美各高校担任教师，教授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理论，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也因此声名赫赫。与之相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招生数量要多得多，虽然其中很多人都没能读完学位，但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领袖人物的机智和声望，以及它的众多学生，让芝加哥学派和它所提倡的信奉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享有盛望。

“但是学生读完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像我后来就对芝加哥学派的理念很认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主张，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造成赤字经济，现在理论界赞同这套理论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谢国忠说，“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少颁给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了，诺贝尔奖的几轮，第一轮是萨缪尔森和阿罗这些建立现代经济学框架的学者；第二轮是理性预期学派，比如罗伯特·卢卡斯；第三轮是将经济学运用到法律上的学者，也就是美国后来的法律革命，比如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最优化以及垄断和反垄断，后来有一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来自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罗纳德·科斯）；第四轮是金融理论，比如期权定价、储蓄周期方面的学者。我自己觉得下一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定是在国际化这方面的学者，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学生做国际化和全球化方面的研究。如果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会很容易得到认可。”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鼓励自己的博士生们去做学术研究，但是谢国忠没有遵循这条路径。在谢国忠看来：“经济学不是门科学，不像物理学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经济学往往都是在营造舆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在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保罗·克鲁格曼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读书时和谢国忠同一个小组，他因为在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中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我到现在见到他还有点害怕，因为他说话特别快，而且他能把很多复杂的东西马上简单化”，“我是中国人，在计划经济里长大，哪可能想那么快！”

谢国忠在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进入世界银行工作。谢国忠的公开履历上针对这段经历写道：“在世行的五年时间，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信及电力发展项目。”

后来他说，在世行的这段工作让他有机会去了解一个国家的运转，以及其政府机构的内部组织和政府的运作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我走了另外一条路，我到世行去，一个国家从头到尾去看。换作其他年轻人，因为你的年纪，在任何其他机构工作，你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政府里面每个部门都给你去看，整个国家机器都给你调查，看经济怎么运转。世界银行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去研究整个国家，弄懂整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正常运转，是谁在阻挡他。然后，会看到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再到亚洲来，看到政府的一只手，还有亚洲老百姓造就泡沫的贪婪之手。这都是很特殊的，经济学不教的”。

1997年，谢国忠加入摩根士丹利。也就是在这一年，谢国忠开始赢得广泛认可，从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到媒体。这源于他在1997年作出的三个准确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预见亚洲经济正在慢慢滑入陷阱，因为“亚洲经济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当1997年初印尼贸易顺差仍然很高，财政也很平衡的时候，谢国忠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谢国忠作出判断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印尼经济中的腐败问题，腐败掏空了印尼的财富，等到外来资金停止甚至逃逸时，印尼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然后，谢国忠在香港回归中国两个月后，预言香港的房价会下降50%，他判断的依据是香港政府通过人为调控造成了高房价，这种高房价必然不能持久。谢国忠在1997年的另外一个成功预言是，中国将迎来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将从短缺走向过剩。

《财经》杂志将谢国忠的思维方式总结为：“看问题的角度多从国情出发，并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及传统因素在影响经济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这是谢国忠能够作出准确判断的原因。

随后，谢国忠以屡屡唱空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闻名。“泡沫”成为谢国忠提到的频率颇高、也颇动人心魄的一个词语。媒体将他简单地概括为唱空派——当然，他自己并不一定认可。他的直言不讳让他成为真正的明星，尽管颇有争议。

发生在2006年的电子邮件泄露事件成为谢国忠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自己效力了近10年的摩根士丹利，成为自由经济学家。这封后来广为流传的电子邮件，成为谢国忠难以控制自己直言不讳习惯的最好证据。在500余字的邮件全文中，他说，新加坡总理邀请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的各国政要赴宴，但中国官方人士没被邀请，“好像邀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

接下来，他说新加坡总理像个王子一样被西方人士吹捧。而在他看来，“由新加坡主办这次会议是个奇怪的选择——他离中国或印度这样的热点太远了，改在孟买或上海会合适得多”；“东盟迄今是个失败，其GDP 10年无变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也在2.5万美元保持不动，同期中国的GDP却增长了3倍”。

最受争议的论点出现在后面，他指责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泡沫理论

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后，他短暂地销声匿迹，对外宣称自己在喝茶打牌。但没多久之后，谢国忠就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作为一名自由经济学家，他为包括《财经》杂志、《南华早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中文和英文媒体撰稿。即使以职业写作者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一个勤快的作家。与此同时，他开始周游中国各地，去看当地的中国公司。他的新想法是要自己去做私募基金或者券商，但是碍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政策规定，暂时难以实现。

当他不在各处旅行和观察当地经济状况时，他就回到上海，写作，发惊人之语。“我给《金融时报》写文章时，心里稍微一个不平衡，就把几句话写得有点过分，说华尔街这五年变成骗子横行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报纸上一发表，会刺激到我的很多在华尔街做事的朋友，想想就算了，改一改。就像我原来那封写新加坡的电子邮件，如果是写给外面媒体，我不可能那么写，因为是内部文件，所以写得有些放肆。但这其实正反映了我真正的想法。”

泡沫和崩溃这类词汇仍然会出现在他的言论中。他的意见经常被概括为“预测一年之后股市将暴跌”这样的句子。这正合媒体心意。他们将谢国忠的判断切除前后语境，醒目地放到标题或者导语中。他还同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那些想要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在东南亚发现金融危机再次来临迹象的人将会失望；与此同时，泡沫在华尔街形成。

他判断泡沫的标准来自于“当一种新生事物大量出现，而人们又暂时无法确定它的价值时，泡沫就会出现”。互联网科技泡沫如此，衍生金融品交易也是如此。

“也有非理性的指标”，谢国忠说。而且这种非理性的指标每个人都看得懂。“比如说，你看报纸上提到‘股票’这个词的概率有多少。这也是一条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和市场联系得非常紧密。”谢国忠的非理性指标和那个坊间流传的著名段子相仿。那个段子说：当餐厅的服务员都在向你推荐一只股票时，你就该离开股市了。谢国忠颇有些自嘲：“我妈妈已经跟我说过，她买的一只股票涨了多少钱。她说，你看，我也会投资。”这种非理性指标和市场的狂热，让人看出市场的非理性心态将对市场本身起到多大作用。

他举出的例子包括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最近几年的备受吹捧让谢国忠看到了其中的泡沫。“你会产生一种疑问，它（私募基金）是不是真的赚了很多钱。结果你会发现，它是通过炒作在赚钱，而不是通过长期投资在赚钱。”最明显的征兆是，私募基金已经不是在做自己应做的事情：“比如买下一家公司，把公司经营好，然后再去上市赚钱。”私募基金黑石集团买了一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基金，买了之后马上拆分，一个一个卖给别人，“这实际上就是在炒房地产”。

次级贷款危机也是泡沫的最好例证。次级贷款在美国刚刚兴起时，“有很多财务公司，专门做次级贷款，它连首付都不要，连贷款人的家庭收入也不调查。今天的利息是6%，可是财务公司说，我先只收你1%，三年之后我收你8%作为补偿。贷款人会说，那到时候房贷我还不起怎么办？财务公司说，没关系啊，到时候房价涨起来，你卖掉房产就可以了。所有人都这么想，一万亿美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吹起来。你会觉得蛮有道理，因为房地产真的涨了起来，但实际上是财务公司和银行自己将房地产炒起来的。一旦有一天资金不再持续进入，整个链条都会出事，大家一个接一个破产”。

这个链条的下一端是投行。财务公司将房贷（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卖给投行。投行拿到之后，打包，“卖给基金、卖给亚洲的央行，卖给亚洲的保险公司”，“这一万亿美金都在谁手里？一定有人手里拿着”。

为什么会有央行和基金愿意买？因为投行将这些债券分切成几块。第一块50%属于优先还钱的资产；第二块40%稍差一些，卖给对冲基金；第三块10%卖给自己的对冲基金。属于优质资产的50%拿去给评级公司评级，理论上，即使有50%的人破产，没有还贷，这部分资产仍然不受损失。因此，可以被评上“投资级”。于是，“那些垃圾债就变成投资级，亚洲央行、保险公司也就都去买了”。

但是在谢国忠看来，这种分散风险的理论基础根本就是脆弱的。因为“最根本的是，这后面的力量是流通过剩。流通过剩就是把所有的物价抬上去，掉下来时，物价一起掉下来。破产都是一起破的，哪里有安全的泡沫资产？”

“大家一起做游戏”，谢国忠这样评价。亚洲人的投资眼光让他头疼，“辛辛苦苦做鞋子、做衣服、造汽车，赚了钱，然后华尔街搞个新名堂，钱就全没了”。日本人在价钱最高的时候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当房地产价格暴跌时，承受不住的日本公司又只能在价钱下跌时回卖给华尔街。“贝尔斯通快倒的时候才是投资的好机会。可是亚洲人的思维是，那个公司马上要出事了你还敢去投？殊不知，那些脸上贴满金子的公司价钱大都是被高估的。”

读懂中国

回到中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通货膨胀”。

谢国忠总结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周期。一直到1994年之前，中国一直在通货膨胀。原因是中国当时是短缺经济。高储蓄率的同时，是通胀。通胀让银行中的存款贬值。这些资金全都转化为投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钱在补贴投资”，“用所谓的通胀税收来创造所谓的原始积累。中国第一波资本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所以当时老百姓富不起来，你赚的钱，通胀都拿走了”，谢国忠说。

1994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开始实行强硬货币和强硬汇率的政策，人民币慢慢升值；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来填补中国资本的不足，扩大生产能力。这样出现了连续五年的生产能力过剩，进入通货紧缩时代。谢国忠本人就曾成功地预言了中国的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过剩。政府不断发行钞票，因为“在通缩的时候，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直到某一天，突然间货币供给开始饱和，于是资本开始流入房地产和股市。这造成了房地产和股市的上涨。消费力的提升也让人们开始大胆消费。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在谢国忠看来，一开始的通胀被限制在一定领域里，如高档的消费品。它是奢侈品的通胀，而不是必需品的通胀。消费力的旺盛让很多行业开始出现供求平衡甚至供应短缺，而不是上一阶段的供过于求。对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让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在通缩时期，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放弃购买，这是充裕时代的心理。而通胀心态则是，如果我不买，这些商品可能就会涨价。“过去积累了那么多的货币，开始形成了通货膨胀。通胀像是一艘超级油轮，非常难以转换方向。”直到延续多年之后，经济开始重新进入通缩时代。

“关于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写本书。”谢国忠说。他将这些写中国的书分成三种：一种，是一个到中国去的冒险家，输掉了自己所有的钱，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另外一种，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速度的推崇；第三种，则是中国崩溃论。可是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发动机的动力何在。

在谢国忠看来，中国国家经济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城市化，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化。至于环境污染、就业和资源短缺，都同城市化相关。因为规模效应是这些问题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他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应该建立25～30个超大型城市。这些超大型城市可以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也可以解决能源规模利用的问题，而大城市更容易掌控对环境的影响。它能让中国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然后通过发展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大城市意味着大需求。

第二是中国的金融国际化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老想赚别人的钱。”谢国忠笑语。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造成了对人民币的压力和政府如何处置庞大外汇储备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将上海的金融市场国际化，让世界五百强公司到中国的A股市场来挂牌，让中国人自己选择愿不愿意投资。”这种举措一举多得，既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让钱流出，又可以将中国股市的泡沫挤掉，“比如苹果公司来了，他的赢利每年涨40%～50%，那么好的公司，凭什么他们的市盈率只有30倍，而我们这里的公司比他差很多的却有80倍的市盈率？这样泡沫也就挤掉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缺乏自信。这点谢国忠已经意识到，但没有明言。当他在长沙看到90多岁的肯尼斯·阿罗时，大吃一惊。因为这位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谢国忠读书时就已经享有盛名，“我还以为他早就过世了，哪想到突然从长沙冒出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频繁地造访中国，而且得到推崇。“中国人喜欢做这种事情，把过去很有名气、现在没什么用的人拉到中国来。”

“像罗杰斯这样的，在国际上的名声还不如我，我说话市场会动，他说话市场会动吗？”他开始毫不客气地评点那些到中国来淘金的经济学家们，其中也包括不少“我的朋友某某某”，尽管对市场的预测总是出错，却仍然得到中国媒体的追捧。

尽管如此，中国仍在发生巨变。“除了打仗比这个更惊人，没有比现在的中国更戏剧性了，”谢国忠用这句话来解释自己对观察中国的迷恋，“活在这个时代，还是挺开心的。”

§§第二部分 独行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