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光拉着行李箱，踏上了东去的列车，他要闯荡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些年他一直顺着别人手指走，被别人牵着鼻子，委曲求全，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除了满身伤痛。他已经受够了，那种日子他都不愿意回想，窝窝囊囊，缺少尊严，更谈不上价值和意义，他厌烦了这种生活。目前这条路不管多么难走，不管有没有出路，哪怕是绝路，他都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要做一回人，一回按照自己意愿生存的人！
命运的轨迹真的改变不了吗？依靠个人的努力真的徒劳无益吗？如果认命，那真是一件无奈而苦恼的事情，人活着得有所进步，得有梦想可以实现。人不能只为生存而活着，如果只为生存活着，那还不如做一个傻子，就为了活，别的什么都不为。
他总结事业成败的规律，相信社会上流传的那句话：小地方讲关系，大地方论能力。他想去大地方试一试，试一试自己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虫。如果是一条龙，就腾飞，如果是一条虫，那就藏在泥土里，任它自生自灭。
他来到北京，祖国的首都。一出火车站，眼前一片茫然，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辆，人来车往，汽车一趟接一趟驶过，不知从哪里来，又开往哪里去？他懵懂站在广场上，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能像个傻子似的，望一望灰色的天空，看一看熙攘的人群，发一会儿呆，然后在车站周围瞎转悠，适应眼前的环境。
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然而却找不到落脚点，在茫茫人海中，就如一粒尘埃，微小的好像不存在。他随着人流回到巨大的候车厅，找一个空座位坐下来，抱着行李箱开始思索。他要到哪里找工作？在哪里住宿？到哪里吃饭？北京跟先前想象的不一样，更凌乱，更复杂，他要捋出头绪来，从哪里开始入手。
想了半天，他得出如下步骤：先找饭馆吃饭，再找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找工作。吃饭住店好说，只要有钱就行，可找工作呢？那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去哪里找？怎么找？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全中国的人都想在这里争得一席之地，通过努力，在这里安家落户，享受首都的光彩。
北京聚集着全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医疗资源，中国人只要有一点财富，有一点能耐，有一点胆量，都想风尘仆仆投入它的怀抱，寻找飞黄腾达的机会。
王国光计算一下自己的存款，计划着如何花销。他在车站的餐厅里卖了两碗面吃，然后拉上行李箱走出车站，找到一个公交站，盲目坐上一趟汽车，眼睛望着窗外，搜寻街边的旅馆、厂房，汽车停停走走，乘客们上上下下，汽车行驶几十分钟，到达有些荒凉的终点站，王国光提箱下车，沿着街道往回返，走出二里路，找到一家地下旅店，住下。这里的房费便宜，每天二十元。傍晚，他在旅馆附近转一转，寻找招工的信息，可惜一无所获。他在饭馆，吃了半斤饺子，又返回旅馆里。晚上，他简单洗漱一下，沉重地躺在床上，忐忑不安地睡下。
第二天上午，他开始了自己的求职之行。找什么工作呢？他早已盘算好，找一个与电有关的，这是自己的专业，干起来也得心应手。他先跑职业介绍所，里面都招用年轻人，像他这个年龄已不受欢迎。再说正经单位里不缺电工，这点希望马上就破灭了。
王国光整日在北京街头转悠，一边找工作，一边散心。工作不好找，稳定的工作更难找，饭馆里打杂的营生他又不好意思去问，一时还抹不下脸面来，这时他才觉着自己没出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竟然在大城市里找不到出路？他的自信心一落千丈，开始羡慕起街上的那些清洁工，觉着他们都比自己强，他们有能力找到工作，而自己却不行。
王国光满脸沮丧，想找一个热闹的地方换一换心情，于是，乘坐地铁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聚成一个小世界，王国光在这著名广场上游逛，看飘扬的国旗，看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让他宠辱皆忘，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祖国，这个亲切的概念，有祖国的人，就有安全感。
突然，在广场的边缘位置，他看到一个全身烧伤的乞丐，他四肢皆无，头发亦无，光秃秃像一个肉墩子，颈上凸地探出一个脑袋，两只眼睛流露出寂寞的目光，缩在人缝中，犹如一只惴惴不安的乌龟，随时都可能被人踩倒，践踏。他在热闹的广场上如此惹人注目，与繁花似锦的广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是那样丑陋残败呀，残败的让人心痛，王国光掏出五元钱，匆匆放在乞丐的帽子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在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走出广场，沿着长安街一直向西走下去。他一边思考，一边观望街景，一边寻找招工启事，走累了，就在街边找一块净地坐下，歇过来，就继续前行，反正有的是时间，走到天黑回旅馆睡觉。不知走出多远，经过一幢机关大楼时，看到墙边围着一群人，似乎正在组织什么活动，他凑过去观看，只见人群中央，站着一胖一瘦的俩个中年男人，各自举起一块牌子，如同抗议示威，胖子的牌子上写着：反对地方政府强行拆迁；瘦子的牌子上写着：我教政府如何当家！这张标语的口气如此之大，让王国光瞠目结舌，他想如此狂妄之人，必有非凡之处，不是治世的能人，就是不得志的神经病人。他有些紧张，转头望一望大楼，发现大门口站着俩个卫兵，走过去看一下牌匾，才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怪不得人们聚在这里，原来在制造舆论。
他又返回去，看见瘦子正在向人们述说他的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他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反复批评政府的措施决策，听得王国光一头雾水。讲了半个小时，瘦子讲累了，停住嘴巴歇一歇，那一个胖子便逮着机会，马上开讲了：他来自东北黑龙江，曾是一名学校老师，住房遭到政府强拆，使他现在居无定所，四处为家。他先前去中央信访，被省里的公安人员强行带回去，答应给他马上解决，可回去以后，什么问题也没落实，拖了半年，只得再来北京信访，又被市政府派人拉回去，还是不给他解决住房，不得已他再次来北京告状，这回要在中央电视台曝光，控诉地方政府的野蛮行为……刚说到这里，人圈外传出几声喊，大家回头看，见人行道上搭起的一顶小帐篷，一个妇女从门口探出脑袋喊人，胖子立即停住讲话，拨开围观人群向帐篷走去，看女人有什么事情，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瘦子休息一会儿，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杯子，拧开盖子喝上几口水，然后又举起牌子，面对众人宣讲起来……电视台门口车进车出，没有一辆停下来，也没有钻出一个人头来，朝这里瞅一瞅，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记者们见多不怪，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也许他们有什么苦衷，不愿意招揽这种棘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