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今日房价，很多人都“望房兴叹”。因此，政府为了调控房价，接连出台“限购令”等政策。其实，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房价问题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在古代也有高房价、限购令，还有廉租房、房奴、蜗居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代的“房市”，一探究竟。
古代有趣的“限购令”
今日，高房价被称作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多数人每天拼命挣钱的目的、愁思苦想的内容都与房子有关。但很少有人知道，古代房价也是压在普通百姓头顶的“大山”之一。我们可以从古代历朝的“限购令”中就能窥得一二。
我们从西汉说起。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天下大定，心气很高的统治者们汲取了前朝的衰亡教训，决定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生活环境，以求在最大限度上聚揽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让老百姓“有所住”的议题很快摆到了当权者面前。
经过再三商议，朝廷颁布命令：居民的宅基由官府统一划分、统一分配，一户家庭只能给一块宅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防止前朝土地兼并现象重现，更是为了杜绝有权、有势者坐拥大量宅基，而普通百姓无任何立身之地的情况的发生。为此，官府出台了若干“限购令”：其一，规定“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唯一的那点儿宅基卖掉，但千万别妄想能再申请到其他宅基。其二，规定“不比其宅，勿许”。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买一套房子完全可以，但前提是你购买的房产必须紧邻现在居住的地方，哪怕你买了紧挨着邻居的下一家房产，也是不允许的。这实际上几乎堵死了想买房产的路子，因为这样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除非你很幸运，在想买房的当头，邻居正好想卖房，否则，一切免谈。可以想象，在严格的“限购令”下，当时的老百姓会很“幸福”，最起码他们不会为了买房子而绞尽脑汁。
较之于西汉严肃刻板的“限购令”，唐朝的限购政策则充满了“人性”和“温情”。唐代的相关政策是这样的：“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这是在说，宅基等不动产，可以买卖，但有个条件，在买卖时先问问你的族人或亲邻同不同意，他们如果不答应，关于宅基的买卖就行不通。现在看来，这样的规定好是好，但也有弊端。假如你想卖宅基，但有某位亲邻故意“捣乱”，你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当然，这只是后话，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们在制定法令时像今天这样专业、全面。
看到这里，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懂得了“限购”之策，只不过没用“限购”二字罢了。古人的智慧高于今人啊！
古代房价也“坑爹”
近年来，“穿越剧”大行其道，受到了很多人推崇。但有趣的是，不同的观众对待“穿越”的视角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女生想穿越到古代做一回格格；有的男生想穿越到过去体验一回英雄的感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想的是，如果能穿越到古代去买一套大房子，那该多好啊！下面我们要说的，可能会使持这种想法的人失望，因为古代的房价照样“坑爹”。
据史料记载，宋朝时的房价高得令人不敢相信——成套住宅售价从500贯到1000贯不等。“贯”是当时的计价单位，如果以米价来折算，将“贯”换算为人民币，当时的一贯钱相当于今天的300～600元。如果取300元和600元的中间值，450元，那宋朝的房价就可算出来。如果是一套房子500贯，便相当于现在的22.5万元；如果是1000贯的房子，则相当于现在的45万元。
通过以上计算所得的数字，现在看起来，也让人有点儿接受不了。乍一看，宋朝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房价也只有在宋朝才出现。大家都知道，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给人一种“弱国”的形象。因为无论是蒙古军队还是金军，时常南下至中原地区，而羸弱的宋军根本算不上一支有效的“国防军”，除了逃跑，他们几乎没有作为。那么，这样一个被战火困扰的国度，为什么还有人能买起价格如此之高的房子呢？
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宋朝的军事力量的确让人有点儿鄙视，但当时的经济实力却是独冠全球。据考证，宋朝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可以想象，当时宋朝人有多富有。拿普通百姓的收入来说，北宋中等人家的资产最低在1000贯以上；南宋时，资产在3000贯以上。而当时的CPI是非常低的：北宋时，一头生猪只值一贯钱，一石米只值600铜钱；到了南宋，最贵的生猪也才2～3贯钱，一石米也才值2贯钱。如此低的“消费水平”，对于富得流油的宋朝人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古代名人也是“房奴”
我们历数了历史上个别朝代的“房价”及相关政策。看过之后，大家可能觉得除了有趣之外，也感受到了那个时候“限购令”的严格有效。这样一来，当时的人民是不是都很“幸福”呢？其实未必，古代也有“房奴”。而且，有很多名人也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
提起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几乎无人不晓，其流传千年的佳作名篇深得后人青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大诗人也曾被房价压得抬不起头。其买房经历颇为“前卫”，有点儿类似今天的打工族在城市买房的经历。
据史料记载，白居易28岁时考中举人，29岁时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当时其职务是“校书郎”，专职负责校对一些官方文件。其官位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官从九品。按理说，这个不大不小的头衔，工资应该不是特别低。但遗憾的是，这位大诗人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可怜的一万六千钱。工资低也就罢了，问题是在“京城”工作的他没有固定住处，还得租房住。好不容易在长安市郊租了四间茅屋，又因为距离工作地点太远，不得不去买来一匹马代步；另外，家里的很多杂务也要有人整理，无奈的他只得再雇两个用人。如此一来，每月的开销大概是七千五百钱，再除去每月的生活开支，剩下的也就八千钱左右。可怜的“校书郎”省吃俭用，存了十年的钱，也没能在“首都”买下一套房子。但生活还得继续，思来想去，聪明的诗人决定“退而求其次”——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下一处宅子，较之于长安，这里的房价的确不是太贵。由此，白居易平时住在“单位”，节假日就回渭南的家，总算过上了比较“舒心”的日子。
到了宋朝时期，官方规定那些无力自购住房的官吏，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租房，但“休官”（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和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后，则不能继续住在所租住的房子里。因此，虽然宋朝有些官员暂时会有寄居的住所，但很多人还是“人心惶惶”，整天考虑着“休官”后的去处。
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因为为官清廉，不置私产，退休后连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都没有，只能长期借居在南京车院，直到去世。据说，苏轼之兄苏辙也被买房折腾得厉害。退居许州后，他看到著名文人李方叔建造了30间房子，羡慕不已地说：“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下决心要给自己弄一套体面的房子。结果，房子是盖好了，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也花完了。他为官一生，也做了一生的“房奴”，不得不叹啊！
古代也有“蜗居”
北宋初年，有个叫陶毂的大学士，他这样描绘老百姓的住房紧张情况：“四邻局塞，半空架版，迭垛箱笼，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子太小了，只能在屋顶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
现在看来，古代的“蜗居”跟现在还真没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