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北京闷热。
卖肉的最不堪忍受伏暑天儿，每年到这时候，老朱肉铺只进很少猪肉。
霍小珍在前台没啥事，热得难熬，让伙计盯摊儿，打算回家冲澡。
她来到院里，正要推门，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她赶忙收住了脚步，不是为别的，咦，声音怎么会这么熟悉？
屋子里传出的声音慷慨激昂：“老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成天操心的只有猪肉，只操心天热、肉好肉坏这些破事，你能不能把眼界放远一些，除了猪肉之外，心里也装一点国内外的大事情。”
朱贵没精打采地说：“我这号的，不想着卖肉想啥？眼光远近对我有啥用？天这么热，肉不放好不坏才怪呢！”
熟悉的声音比刚才又高一度：“朱贵，今天咱俩能不能不再说猪肉了，说点别的行不？这些日子快憋闷死我了。”
朱贵傻了吧唧地答道：“好吧，不说猪肉了。我答应你，今天再也不提猪肉的事情了……但是，我得告诉媳妇一声，昨天进的那块里脊肉再没人要，就降价一半也得卖了。”
“啧啧啧，你看你，你看你，不是三句话不离肉，你是一句话都不能离开肉。朱老哥！我求你啦。不说肉了，说点别的行不行。”
“好好好，我向你保证，不说肉不说肉……对了对了，那块里脊肉即便没人买，也不能降价，我这就跟我媳妇儿交代一下，留下自己吃。你今天不要走了，晚饭的菜是红烧里脊，咱们喝着小酒，慢慢聊。”
“今天要是再从你嘴里听到猪肉，我立马就走！”
“好好好，不说肉不说肉……对了对了……不说了。”
那声音慷慨激昂：“甲午战败，朝野上下奔涌着愤懑暗流，从小的细节可以看出，原先京官喜欢穿方头靴子，在外官中，道府以上官员也差不多。上行下效，州县及司道首领官皆是如此。用古人的话说，这叫‘雍容袍笏之象’，日子过得消停自在嘛。自甲午战败，京官一概改穿尖靴，即便是朝廷大佬以及翰林院官员，统统如此。而且他们的尖靴鞋底都很薄，为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行走轻便快当，这又为什么？‘用兵之象’，是准备打仗！”
朱贵还是那傻了吧唧的调子：“好好好。棒棒棒。老弟不愧是高人，堪称小中见大，看官员蹬的靴子，就能看到大清国的走向。”
那个声音依旧慷慨激昂：“你感觉到没有？昔时戏剧喜用昆腔，戏园子回荡着软绵绵的声调。甲午战败后，你再到戏园子听听，软绵绵的昆腔没了，不管是什么角儿，都用京戏的二黄或西皮调，亢力激烈，如闻变徵，连戏子腔调也随着时局高亢而高亢。”
再度传出朱贵傻了吧唧的声音：“好好好。棒棒棒。这位刘老弟不愧是个高人，堪称小中见大，通过听戏园子里的唱腔变化，就能把握大清国的情绪高落。”
突然那个声音不再慷慨激昂：“朱哥，霍小珍近来如何？”
依旧传出朱贵傻了吧唧的声音：“刘老弟，你可不知道，我朱贵不过是穷酸饿醋，这几年来，在霍小珍的面前，只能做小伏低。对于她，我不方便做更多评价，反正她没有养下个孩儿，不是她的毛病就是我有毛病。这样吧，我去叫她来，你自己看。”
听到这儿，霍小珍忍不住了，匆忙拢拢头发，推门进去。
堂屋里，朱贵和刘大江端坐，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凉茶。茶几上摆着一盘葵花子，一盘五香花生米。
一看进来这位，俩人相互对视一眼，顿时都不说话了。
倒是霍小珍快人快语：“哎哟，这不是刘大江吗。”
刘大江是明白事理之人，赶忙站起来，“小珍，多年不见。”
霍小珍有意阴阳怪气地拉着长调：“你怎么今天想起到这来了？”
刘大江说：“是朱哥把我拽来的。”
“哼！”霍小珍一拧身子，“你这话我听着不高兴。朱贵拽你你才来，为什么这么多年不露面？”
刘大江想了想：“小珍，咱俩，对了，是咱仨，咱仨就谁也别藏猫猫了。什么话我都敢当着朱哥的面儿说。咱们是街坊，七八年前，我渴慕你，多次托媒人上门，结果你家老爷子不抻茬儿，把你许给了斋堂来的杀猪匠朱贵。当时我心里犯堵，就不打算往来了。谁知，又赶上有事托朱哥，发现我俩还挺对脾气，这才接续上的。”
朱贵轻轻地拍了拍巴掌，“痛快，痛快！事情就得说敞亮了。很多事，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一捅破，就都没事了。好了，你俩是老街坊，老相识了，你俩聊吧，我给你们腾地方。”
这话一说完，朱贵把茶杯往茶几上一顿，一掀屁股，立马出门。
朱贵离开了，霍小珍和刘大江都不说话。
没话并不意味着疏远，而是有另外意味。他们都在默默地观察着对方，想找出时光留下的痕迹。
刘大江久久地看着霍小珍，毫不掩饰，那样子就像在仔细打量一件古瓷器。末了，他“嗯”了一声，满意地点了点头。
通常，甭管曾经多么水灵的女人，岁数一旦过了三十，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变化，比如，皮肤松弛，身体特殊部位明显下坠。而这位当年威震横街的霍小珍则不然，她个子高挑，均匀，臀部上趐，两腿修长，细柔水蛇腰以上胸脯高耸，瓜子脸庞、嘴唇轮廓清晰，单眼皮小眼睛，灵动有神，比当姑娘时更有味道。
都说单眼皮女人没有双眼皮女人好看。其实不完全这样，关键是看女人会不会使唤自己的眼睛。比如，一双覆盖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扫过来，忽闪忽闪的，通常情况下让男人心荡神怡。但是，有些单眼皮女人也相当了得，她们的眼睛不大会忽闪，却仿佛带钩儿，淡淡一瞥，带着一腔春怨，一江春水泻过。书中常说的“男人的半边身子就酥了”，这种要命的效果，估计多数是单眼皮女人创造的。为什么这样说？通常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就不大琢磨如何使用媚眼。这么一来，单眼皮小眼睛的女人就乘虚而入了。
霍小珍挑逗道：“刘大江，你‘嗯’什么呀？”
刘大江直言不讳地说：“霍小珍，你知道，我这人是做学问的，做学问的人，一般不会说假话。我‘嗯’这一声，是在赞赏你，你愈发地美艳了。女人呀，婚前与婚后就是大不一样。头些年，你是小丫头那种水灵，现在不一样了，少妇的润泽更受看。”
“你们这些做学问的，嘴巴一个赛一个的甜。”霍小珍被夸得美滋滋的，不由探过身子问：“刘哥，你这几年怎么样？”
刘大江把霍小珍捧高兴了，开始卖弄，轻微摇头；“我嘛，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霍小珍急促地摇着头，“不懂，不懂。一个字也听不懂。”
刘大江继续大声说：“俺刘大江六岁发蒙，十五岁考上生员。而往后时运不济，参加会试，每次都名落孙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不坠青云之志，谨守圣人之言。每次落榜心都不服，想着下次要做得花团锦簇，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考试其实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事。我只要一进贡院，坐到考桌前，就浑身舒坦，血脉贲张；一看考题，我就双眼发亮，如登仙境。可是，可是，偏偏遇上那不识货的考官。”
霍小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出来了，刘哥说的是，你到现在也没中进士。依我看，你要是不嫌弃，就甭赶什么会考了，到老朱肉铺来，朱贵、你、我，咱仨一块儿卖猪肉吧。”
听了这话，刘大江不仅不反感，反而站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一拍胯骨，“可以！就我而言，卖猪肉也会是把好手。老朱肉铺屠夫朱贵之妻霍小珍女士邀我与之同操猪案，不由感怀良多。”
“感怀？”霍小珍扑哧笑了，“有什么‘感怀’呀？说说看。”
“我即席赋得《举子卖猪肉》一首。”刘大江说完将茶一饮而尽，站起云：
肉里乾坤大，刀头日月长。
说什么青灯黄卷，贡院考场，
将年华付与了西风白杨，剩得一身凄惶。
到如今，放下纸笔拿起屠刀，啷里格啷，哐仓仓。
书案怎如肉案？刀光影里荡气回肠！
杀杀杀，砍砍砍，瘦肉瘦，肥肉肥，骨头白茫茫！
霍小珍与刚进门的朱贵同声笑了起来。
笑毕，刘大江忽地站起，抱拳作揖，说：“老朱肉铺的朱掌柜、霍掌柜，今天见到你们，知道日子还过得不错，心里挺高兴，恕不能久留，现在就得走了，日后再相聚吧。”
“怎么，你这就要走？”霍小珍惊异了，“不行，吃了饭再走。”
刘大江说：“今天实在是不行。有人在等我，我马上得赶过去。”
霍小珍说：“多年的街坊，自幼一块儿长大的姐们儿留你吃顿饭都留不住。照实说，你去哪儿？什么人这么重要？”
刘大江往外指了指，“其实，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隔壁，那地方叫怡园。怡园早先基址为明代权臣严嵩别墅。康熙间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建别业，乾隆后逐渐废弛。近年在怡园建了个粤东新馆。保学会就在那儿，康有为、梁启超两位先生常常在保学会相聚。袁先生今天去怡园旁听保学会的讲座。我要陪袁先生。”
“嚯，你要陪袁先生，这样我们就不敢留你了。”朱贵说。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会试中，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随即连续上书，申明维新变法主张。光绪皇帝令抄写四份，分送慈禧太后和军机处。这是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的开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前，康有为共向皇帝上书五道，凡是光绪皇帝能看到并且能够理解的，就采纳一部分，通过上谕发向全国。
清朝内廷规定，非四品以上官员，皇上不能召见。维新派即便不属草根，也是民间人士，不管怎么折腾，也无缘晋谒皇上，而如果不能和皇上绑在一块，就是瞎折腾。这时，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在等待一个契机，一个捆绑皇上的契机。
德皇占领胶州湾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浩大，守旧派惊恐。御史文悌所上奏折，“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正是当时知识界精英们提出的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间的冲突，也是变法中最根本的冲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定国是诏》。
这份诏书发布的当天，他特意去颐和园，告诉皇爸爸，自己干了件大事，还带去几份变法奏折。载湉跪在榻前汇报，慈禧太后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称这些奏折上说的可一试。载湉建言把几本折子印刷，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太后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对维新派而言，此后的两天是黄金一般的日子，皇上主张维新变法，做什么，太后好像也不拦。其实，慈禧太后从来就不是吃素的，这个女人早就意识到，如此推行新政，过于草率，应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颁布《定国是诏》后，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翁氏被黜，光绪皇帝失去谋臣。她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长久以来，清宫内廷有传言隐隐透到外间，称太后年纪轻轻就守寡，难熬漫漫长夜，荣禄曾被召入后宫。同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回收。这么做，显然是要保护部分后党铁杆。
光绪皇帝压根没有意识到太后的措施，处在变法兴头上。六月十六日晨，宣康有为到颐和园，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给皇上送了自己写的两本书，还有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载湉没有具备足够权力，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凭热情推行改革，倚重的康有为等都没有工作经历，更没有一星半点上层知识，仅粗糙地了解点西方社会制度，对中外政治现实其实一无所知，就鼓动光绪皇帝颁布变法诏书和谕令，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一个礼拜干完。
皇上和维新干将们搅在一起，连续发布上谕一百一十多件，内容包括：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旗人供养特权，准自谋生计；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平心而论，光绪皇帝签发的变法政令繁杂，地方督抚对于政令既缺乏了解，也不知道该咋办。政令都要有配套措施，否则难以实施。光绪皇帝不懂这些，除了发诏书，别的不管，而他身边的康有为那帮人，除了关在房间里写诏书继而撺掇皇上发他们写的诏书，别的什么都不懂，也不打算闹明白。
令人难堪的是，光绪皇帝的诏书，就是拥护变法的官员也无法付诸实施。各省督抚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其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改革科举制度在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康有为、梁启超。
那些日子里，有个洋人见到了光绪皇帝，后来发表文章说：“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组成。九月五日，光绪皇帝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赏四品卿衔，“军机四卿”是时人对他们的称呼。军机章京由满汉两班组成，是军机大臣助手，人称“小军机”。载湉为此叮嘱：“卿等身处机要，当尽心竭力，共助新政，不必瞻前顾后，忧谗畏讥。卿等切记：今后大小臣工凡有奏折，均需经尔等过目；朕凡有上谕，均嘱尔等起草。”
在清廷的所有机构中，权力最重者，要数军机处了。它在乾清门以西，几间平房，不起眼，而所有军政要事议定，谕旨发布，均通过这儿。宫人路过，不敢停留，得快步掠过。
军机处设施简陋，一间屋子半间炕，军机大臣议事，盘腿坐在炕头上，东拉西扯，就像在聊家常。光绪皇帝把这儿作为最后挣扎之地，“军机四卿”每天被皇上召见，“奉旨行事”。
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渡过了“百日维新”最后的日子。
转折点是慈禧太后接到御史杨崇伊密折，此人是李鸿章的亲家，向慈禧太后控告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的种种“不法行为”，称光绪皇帝“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杨崇伊说，皇上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伊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杨崇伊的笔头子厉害，这份密折不长，处处打中要害。文廷式向为慈禧太后痛恨；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让她大为不安。
北京政局愈发微妙。光绪皇帝方寸大乱，整天不是暴跳如雷，就是猫在某个犄角旮旯里哭泣。光绪皇帝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书生能有什么办法，一筹莫展，唯有凑在一起痛哭流涕。几个书生终于明白了，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袁世凯。
史料中记载：九月十六日，光绪皇帝于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先询问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心里忐忑。当天上谕，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袁世凯升为正二品中央大吏。次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而且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慈禧太后的心腹们都能看出光绪皇帝的用意了，载湉在明明白白地拉拢袁世凯，让他直接听命于自己。慈禧太后立即警觉。九月十八日晨，荣禄下令：调直隶提督聂士成武毅军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调集甘肃提督董福祥部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一部直入北京，加强慈禧太后住地颐和园的拱卫；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以便到时给朝臣们一个说法。部署完成之后，北京卫戌军总数超过四万八千人，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达十三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那支新军的将近二十倍。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维新派人士中唯一的高干子弟，他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九月十八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处法华寺，拿出一份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举兵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
维新派把袁世凯当作救命稻草，的确认错了人。谭嗣同见袁世凯的过程，俩人说了些什么，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记，另一个是袁世凯在被贬那年写的《戊戌纪略》。
据康有为记载：“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康文披露，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现实，只有等光绪皇帝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同一件事，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说得相当明白，谭嗣同出示了一个令人可疑的“光绪手谕”，让他拿着这份来路不明的文件在荣禄面前宣读，诛杀荣禄，然后迅速率部队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老袁一听这话，吓得够呛：“予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的处世经验，哪怕谭嗣同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上谕，肯定不会动手。袁世凯知道，帝后冲突，力量对比悬殊，他只要按兵不动，帝党必然束手就擒；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上，闹不好自己的脑袋不保。
袁世凯在自述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诛杀荣禄，容易，也是办得到的，但是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驻华军队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一系列麻烦；并且在新建陆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谭嗣同回答说：二十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皇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嗣同只得表示同意。
九月二十日晨，载湉在宫中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是几十天内的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戊戌纪略》表明，那次召见，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什么“密谕”，皇上也绝口不提兵变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不知情，更不知道谭嗣同信口胡编的“密谕”；二是光绪皇帝什么都知道，只是在认真权衡实力对比后，放弃了武力反抗。
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进言道：“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从骨子里，袁世凯就看不上康有为、梁启超那帮自命不凡的书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皇帝稳妥行事。袁世凯这番话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袁世凯出宫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于是后世有如下说法：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搬袁世凯先杀荣禄再围颐和园，袁世凯次日向光绪皇帝请训，下午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次日晨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以上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
其实，袁世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毫不讳言，他回到天津，见到荣禄后，就打算汇报谭嗣同夜访之事，忽有客人入座，只好等到明天再说。次日，荣禄来访，袁世凯立即向顶头上司和盘托出谭嗣同所说“围园捕后”之谋。按理说，荣禄应该立即驰京报信，但荣禄与袁世凯却“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以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皇上。
长期以来，许多媒体和研究文章把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称为“告密”。这么说就不对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把袁世凯对荣禄所说称为“汇报工作”，是下级对上级的汇报。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军人，上下级关系，下级必须向上级反映听到的重要情况。这是军纪。
谭嗣同系何许人？一介在军机处行走的激进书生，拿着个来路不明的所谓“光绪手谕”，让袁世凯诛杀大清国军事领导人荣禄，而后再围困清国国家元首慈禧太后。袁世凯身为新军总司令，听闻之后，怎能不向上级领导汇报？他如果在上级面前闷着不说，可就真有大问题了。因此，袁世凯向荣禄汇报谭嗣同所言，一点错儿也没有。问题并不在这儿，而在于袁世凯的汇报是否成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主因？
答案还是否定的。
《戊戌纪略》称：“抵津，日已落”。既然袁世凯擦黑才到天津，那么他向荣禄“告密”，只能是在夜间。荣禄得知维新派打算“围园捕后”消息之后，并没有当夜赶往北京通告太后。
即便因《戊戌纪略》的作者是袁世凯本人，其内容不可采信，但史实是：次日晨，慈禧太后出而训政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而她只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不包括谭嗣同在内。在上谕中，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说白了，这项罪名就是胡说八道外加搞小圈子，并不十分严重。如果有围颐和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慈禧太后的上谕中，何以对围园只字不提？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时袁世凯向荣禄汇报的内容还没有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因此判断，慈禧太后在九月二十一日出而训政，是守旧派的既定步骤，与袁世凯无关。
戊戌变法，是鸦片战争后历经内忧外患折磨的晚清社会积累的全部民怨的喷发。此前，历史上所有的变法，都不足以和这次变法相比；此后，迄今为止的所有的革命和变革，都可以看作是这次运动的继续。只有这次变法运动，超出了以往富国强兵的变法俗套；只有这次运动，才首次提出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才是为推动中国进入世界近现代化行列的求变。通过除旧布新达到自强是这次变法运动的目标，伸张民权是这次变法运动的精髓所在。
九月二十一日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于西苑瀛台，然后下诏训政。《戊戌朝变纪闻》描述了早朝场景：慈禧太后御临便殿，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太后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了皇上，慈禧太后转过头，开始责骂大臣们：“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劝阻，你们以为我的真不管吗，以为我会听凭他亡国败家吗？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在颐和园，但心在朝中，惟恐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我现在身体还好，早些时候奕劻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叩头如捣蒜，连称有罪。
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了后，转身问光绪皇帝：“如果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的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有为的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载湉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战栗答：“儿臣一时糊涂，洋人逼迫太急，儿臣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那些西土来的鬼子反重于你的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你还敢回护他！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的这个清晨，还当真的不清楚维新派的众骨干姓啥名甚，更不清楚他们是哪儿来哪儿去的。在这些日子里，她的耳朵眼儿里灌的尽是康有为、康有为的，于是下令捉拿康有为。她偶尔听说康有为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康广仁，能够随意出入宫禁。对此，她特别的怨恨。其实，康广仁只是维新派的外围人士，却被太后点了名，而维新派的副领袖、康有为的搭档梁启超，太后却没有提。可见这时太后对维新派还是一锅糨糊。
一天前，光绪皇帝闻知“皇爸爸”将要有所举动，令康有为火速离京，去南方办报。九月二十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九月二十一日，步军统领衙门兵弁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拿获康广仁和康有为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荫桓逮捕。
那时，康有为正坐着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前往上海。此时清兵早已接到通知，在上海港口守候着，准备将康有为捉拿之后，没有二话，就地正法。“重庆”号轮船上有个叫普兰德的英国领事官员，通过对照相片之后，在客舱里找到了康有为，说服康有为和自己一起离开“重庆号”，通过一艘小艇，登上了一艘英国军舰，最后在两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来到香港，才算逃过一劫。
九月二十四日，朝廷拉下脸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当日，刚毅奉谕令搜捕四军机章京。杨锐、林旭被捕。
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绑赴菜市口正法，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这六人中，杨深秀和刘光第本来是朝廷的中高级干部，剩下的四位能写点东西。在百姓眼里，康党是谋朝篡位的乱党狂徒。
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除了交粮纳税，对国事漠不关心。泱泱神州，从上层官僚到下层百姓，结成深不可测的“黑洞”。仁人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进入“黑洞”就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而人民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昏睡的帝国，他们孤独凄凉。
百姓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用心。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平头百姓，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
当日，囚车路过破碗居。照例，破碗居门前放着一长条凳，凳上放着大木盆，盆里盛“迷魂汤”。大木盆上横放着长木板，板上倒扣着几只破碗。按照老规矩，囚车到，押解人用碗盛酒，给死囚灌下。但见破碗居门口又坐着那位陈三宝，依然带着那把陈旧的二胡，正在吱嘎吱嘎地调弦。
囚车停下，押解人员准备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下车喝酒。
没想到，刑部小吏匆匆忙忙跑过来，呼道：“监斩官有令，不得在破碗居逗留！一刻不许耽搁，马上去法场。”
一溜囚车立即启动，前往法场。陈三宝未能拉二胡送行，遗憾地一跺脚，扭身走了。
当日的监斩官是刑部侍郎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出身贫寒，以满文翻译起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他办的。后来刚毅担任刑部尚书，因识字不多而屡屡闹笑话。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载：刚毅“在刑部日，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辄提笔改为瘦字，且申斥诸司员不识字。诸司员咸匿笑而已。在军机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中有追奔逐北一语。刚览折忽大怒，谓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折可任意错讹耶？拟请传旨申斥，众诧而问之，则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讹，盖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之财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北京的秋季，是大户人家在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
而在城里，上演着年年不变的老戏。眼里是槐树的落蕊，蓝色的牵牛花；耳朵眼里是秋蝉的残声，蓝天中传来驯鸽的哨音。依旧，依旧。而在这个秋日里，菜市口法场的左近，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仿佛扩散着“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哀感。
临刑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刚毅知道，肯定没有好话，扭过头不予理睬。
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起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鹤年堂掌柜王圣一取出“鹤顶血”，分发给“六君子”。
据说他们在秋阳下肃然而立，无一人接受。“六君子”的政见不尽相同，但在死亡面前都表现出了镇定。
在谭嗣同的师父胡七写的《谭嗣同就义目击记》中说：“头一刀杀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谭先生的头上……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要添上几百倍。而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唐照青那时在刑部当官，目睹了“六君子”被砍，后来写了一首诗，描摹“六君子”临刑前的神情：
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吷。
谭子气为降，余怒冲冠发。
二杨默无言，俯仰但蹙额。
刘子木讷人，忽发大声诘。
诗中没有提到康广仁的表现。
六君子被杀，而活下来的康有为的表现不好，很不好。一个重要事实是：他在美国伪造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诏”，作为政治资本，而且售卖中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爵爵位开价一万美元，以下依次递减，居然有个别傻瓜购买了康氏抛售的大清朝廷的“爵位”。
一九二六年的八月间，康有为来到京城，在鹤年堂前放声痛哭了一场。由于谭嗣同字复生，此时，康有为嘟囔出了两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
至今，菜市口大街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栋灰色瓦顶老房子，门牌是北半截胡同四十一号，是谭嗣同当年寄居的浏阳会馆。谭嗣同就义后，尸首拉到南跨院缝合入殓。浏阳会馆正房五间仍在，北面两间为谭嗣同所居，一间即谭嗣同的“莽苍苍斋”。据说谭嗣同的许多诗文、信札在这里写成。“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左近活跃，最终他们都在菜市口就义。他们的生所与死处，竟然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