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为正名“义和团”上奏朝廷。他在奏折中称，义和拳是民间“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组织，并第一次提出“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说，“义和团”三字，不是拳民自己起的，而是张汝梅这届山东巡抚府打算招抚义和拳时，初步定下名为“义和”的民团。
在清代，民团是一级准国防组织，通常用来补充正规军的不足。他们与国家正规军不同的是，清军由国家赡养，民团则由地方政府及坤绅出资供养。著名的湘军与淮军就是团练，后来却成为比清军还要横的武装力量。当然啦，把义和拳整编为民团，在军事上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则十分敏感，闹不好东交民巷公使团能跟清廷掀翻桌子。而张汝梅没跟朝廷打招呼，就在山东省内率先搞了起来。
张汝梅是个玩儿文字的老手。奏折中把省里决定“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这层意思说出，却不是请示口吻，而是作为既成事实摆在朝廷面前。起草报告有经验的人懂得，对上报告讲究“藏”。如果赶上个糊涂领导，不分青红皂白地大笔一挥“同意”，就等于同时认可了行文者“藏”在报告里的真正意图。别看大清已气息奄奄，军机处和内阁里还是养了一帮老油条，长年看奏折，与大学士以至皇上研究如何回复奏折，把地方官吏塞在奏折中的小心眼儿，看得十分明白。
果然，两个月后，山东省巡抚府收到了上谕。其中批复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空话，而对于义和拳整编之事，却只字不提。其实，张汝梅主张用积极的办法管束住义和拳，用他的话来说，义和拳被整编后，“易钤束”，消弭民教冲突，“民教两有裨益”。想想也是，血性方刚的拳民如果被套上个“民团”的笼头，不再动不动就与当朝尥蹶子，庚子年那惨烈的一幕兴许就不会发生。
张汝梅不久被革职，整编义和拳刚开了个头就放下了。继任的毓贤纵然胆大妄为，却没有前任那种胆识和气魄，义和拳终究没有正式整编为义和团。但山东官场对义和拳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称为“会匪”或“拳匪”，改调为“义民”或“拳民”。
袁世凯就任山东后奉行强硬政策，只考虑如何平灭义和团，绝无整编之心。庚子年五月三十日，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尹何乃莹重复张汝梅提议，称义和拳“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赵舒翘与何乃莹提出把义和拳“编入行伍”，是没办法的办法，朝廷虽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给了肯定的答复。
与山东、直隶不同，北京毕竟是天子脚下之地，干事情比较规矩，并不存在尖锐的民教冲突。而六月十三日后，义和拳却按照“神鬼之战”的观念，把土的掉渣儿的东西挪到北京来了。在北京城内如右安门、崇文门、宣武门、顺治门等地，拳民焚烧教堂和教民民居，不乏杀害传教士和教民暴行。
义和拳搞的降神附体，在村里人人平等，谁都可以“附”，对下层不乏号召力。拿到京师后，下层百姓亦争相趋附。义和拳这根大棒在北京城里一搅，产生了一个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后果，那就是把最为人不齿的社会渣滓翻搅了出来。与相对纯朴的华北农民们相比，京师社会渣滓的破坏性要大得多。他们从各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开始欢度他们盛大的节日，乘机抢掠洋行和教民财产。
义和拳照搬在华北农村玩儿熟了的套路，每晚传下大同小异的“坛谕”，或“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命用红布写“义和拳之神位”；或“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甚至还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炕等。更有甚者，拳民随意指认街上的商铺客栈内有奸细，将所存之货运回坛中瓜分。刘孟扬记载，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有一首童谣讽刺说：“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
那几天，慈禧太后的头脑不十分清醒，久居深宫，她对外面的事本来就不大明白。一则翔实传闻是，太后召见了一位大师兄，至于是哪个坛口，是“山东老团”的还是从直隶过来的，都不清楚。叶赫那拉氏未必真心对大师兄好，却要说几句勉励的话。她的几句勉励不要紧，从而开了一个头，是最高当局在表明立场。过后，当事的那位大师兄把太后的客套当成“懿旨”向外转述。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味了。一个大师兄进紫禁城，带动了一批大师兄往紫禁城里闯，把守大门的护军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连个屁也不敢放。大师兄走动必然会带着麾下兄弟，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拳民在紫禁城进出。他们的头上全都扎着红头巾。
慈禧太后一天站在太和殿露台上，展眼一看，到处是红头巾，心里很不舒服。但到了这步，她挺聪明，对熙熙攘攘的红头巾不敢表示反感，因为一旦红头巾们被激怒了，占领紫禁城易如反掌。换言之，拳民吃亏在于群龙无首，如果当时有“高人”指点，找个威望高的大师兄振臂一呼，占领皇宫，推翻大清王朝，改为汉家天子坐江山。在那种情况下，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天，袁昶在做什么？正史中只有只言片语，他也上了一份透着心机、挺有分量的奏折，从中可以揣测出他的心态。
义和拳大举进京后，袁昶着实有点紧张。拳民放出风来，凡是过去与义和拳过不去的官员，都没有好果子吃。袁昶家住白塔寺附近，离西四牌楼很近，拳民在西四牌楼一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拐个弯就会闯入他家。按说普通拳民不会知道二品官员的住址，但是朝廷里力挺义和拳的大有人在，只要他们向拳民通风报信，人家按图索骥，就会摸上门来。这种事接连发生。翰林院编修刘万毅，游击王燮，皆被指为“教民”，当即杀掉；尚书陈学棻、提督姚某，一被义和团杀于内阁大堂，一被杀于大街通衢。罪名是“二鬼子”；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侍郎胡燏芬、通永道沈能虎、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等，皆因没有通过义和团“神判”被捕入狱，所幸历险逃出。
六月十四日，许景澄来到袁昶家，带来一个消息：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被义和拳抄了家。这两件事，勾起了袁昶和许景澄的许多往事，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间参加殿试，以大清五朝的兴盛写了这样一副对子：“亿万人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此联将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等嵌入其中。咸丰皇帝举朱笔，点为头名状元。
光绪初年，孙家鼐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后来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甲午战争前夕，孙家鼐反对为了朝鲜的宗主权而与日本开战，这个观点与翁同龢对立。“百日维新”时，他向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著作。虽然赞同新政，但是斥责康有为“学术不端”。“百日维新”失败后，得以留任。清末朝廷在京建大学堂，皇帝命孙家鼐任管学大臣。由于保守势力反对，历时两年未能开学。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一八九八年兼任内办大学士，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聘为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孙家鼐是北大第一任校长。
孙家鼐是一位老学究，为人十分谨慎。拳民之所以会捣毁他的家，估计是他曾经担任载湉的师傅，拳民恨铁了光绪皇帝，认为光绪皇帝是洋人的代理人，所以会去找光绪师傅的麻烦。这都还容易理解。拳民砸大学士徐桐的家，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徐桐是道光进士，同治帝师，迂腐透顶。他讲理学，不如李鸿藻博览通达，每日不离手的是正学之士所不屑的《太上感应篇》。戊戌政变期间，他不择手段地攻击新党；己亥建储，任命为溥儁师傅，已八十岁。他家在东交民巷，在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对子。他对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海上强国有议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他的另一段著名言论是对把美国直译为“美利坚”愤怒，说：大清够美，美利坚算什么美？大清够利，美利坚怎能有大清利呢？大清够坚固了，如何轮到它美利坚坚固？其子叫徐承煜，酷爱洋人的烟卷，每日吞云吐雾，只是不敢让他的老爹看见。
许景澄和袁昶一边对酌，一边聊着徐桐那些事。聊着聊着，二人不由哑然失笑。须知，徐桐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拳民却六亲不认，砸了徐桐的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他们琢磨来琢磨去，估计，其中原因是徐桐家在东交民巷旁边，拳民一时还不敢招惹洋人，拿东交民巷旁边的人家撒气。
俩人正说着，外面泛起一阵响动。他俩正支楞着耳朵听，俩仆人带着袁雨雪慌慌张张闯进来。
袁昶赶忙问：“小雪，怎么啦？出什么事情啦？”
这姑娘被吓坏了，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袁昶嘟囔了声：“出事了。”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话音未落，一人推门进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是我们找你来了。”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张老三。
紧接着，“花鞋大辫子”们七手八脚地拥着刘大江进来。
寇风尘、寇风月兄妹随即上前抱拳，面上笑微微的。
袁昶不紧不慢地坐了下来，“噢，是你们呀。津门鱼锅伙的。”
张老三说：“袁昶，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袁昶说：“知道。咱们在涿州打过交道，我抖搂了你们的底。”
张老三说：“所以，我们要来清理这笔旧账。”
袁昶镇静地说：“张老三，旧账等等再清理。眼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摸到我家住处的。能说说吗？”
张老三拽着许景澄的领子，把他提起来，自己坐在袁昶对面：“现在义和拳在京师是大爷，想摸你家也不难，只是不方便告诉你。”
袁昶说：“不说我也大体能猜到。说说吧，你们来做什么。”
“这你还用装傻吗？”张老三故意提高了嗓门：“明人不做暗事。在涿州，你找我们的麻烦，说我们的‘刀枪不入’是假的，还让刘大个子打了我的人。这事儿今天要说说。”
“花鞋大辫子”们跟着一通嚷嚷：“袁昶，好你个老小子，还敢嘴硬。你要是真心悔改的话，我们砸了你家，臭揍你们全家一顿，咱们就算完事了。要是还不老实，就给你点天灯！”
袁昶气宇轩昂地说：“那就说说吧。张老三，别看你们这帮人现在堵住我的家门了，我全家的性命在你们手里。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们的‘刀枪不入’还就是假的。我揭穿你们的‘刀枪不入’，不是在找你们的麻烦，而是在救你们的命。”
张老三一拍案几，“胡说！谁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一个半大不小的破京官，给满洲人舔屁眼儿遛沟子的东西，我们义和拳岂能轮到你来救。正是你在涿州捣乱，寇风尘法师差点掉了脑袋。”
袁昶捋着胡须笑了，“嚯，寇风尘，你这达摩老祖附体的法师也会掉脑袋？张坛主，想想看，你们不过是肉体凡胎，就你们的那副身子，不要说洋人的后膛枪，就是鸟铳也能打穿。如果我不当众揭穿，你们以假招子糊弄地方官府以至钦差大臣，朝廷真让你们这些血肉之躯上阵去杀洋兵，就你们这副样子，还不得一个一个地死在战场。只有揭穿了，你们才能逃过一劫。我说得不对吗？”
张老三喘着粗气，考虑着袁昶的话。
袁昶接着：“张老三，你说了，你过去是津门鱼锅伙的，你的这帮子兄弟估计是跟着你从天津鱼锅伙过来的。一个一个的，都是鲜活的生命，哪个没有一家子。你可以用‘刀枪不入’这套来糊弄官府，但是糊弄不了子弹。你就忍心看着这些弟兄死在洋兵枪口底下？真要到了那样，你拿什么去向他们的家人交代！”
“嗯。”张老三思索着，喃喃自语：“你这家伙，到底是进士出身，长了张巧嘴，说得有几分道理。”
袁昶：“我要说的全都说了，你们想做什么就来吧。”
袁方氏挡在袁昶前愤愤地说，“要打要砸要点天灯就来吧！”
张老三迟疑间转眼看了看寇风尘、寇风月兄妹。
寇风尘说：“大师兄，我看这样吧，袁昶刚才的话，也是实情。依我看，对这家子人，不打不杀不砸，让他们全家出门烧香。”
张老三仍不善罢甘休，指着刘大江说：“那天在涿州，我请兄弟们吃炸酱面，这家伙打了我的人，丢了我的脸。”
寇风月瞟了瞟刘大江，“我认识他，他叫刘大江，这个人够哥们儿义气。关于他，我不妨给你们提一个醒，那天，当着钦差大臣的面表演‘口衔子弹’，他拉开了我的枪栓，什么都给他看出来了，可他当场什么都没说。做人够江湖。依我，烧一炷香往事一笔勾销。”
张老三说：“袁昶，既然如此，且饶你一命。自从义和拳进京，甭管官员还是百姓，傍晚一概出门烧香。我们也来个烧香泯恩仇吧。”
袁昶、袁方氏、刘大江、袁雨雪跟着张老三一伙出了门。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记载了义和拳自创的一种树立权威的方式：“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拳，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薄暮时分，胡同里的居民都出来了，各自跪在家门口，每人的手里都捧着一炷香，嘴里念念有词，只是念的是什么，无人知晓。
袁昶夫妻、袁雨雪、刘大江在院门外排成一排跪着，每个人都默念着心事。天黑透了，他们才获准回到自家院子里。当晚，袁昶在书房里写了一个奏折，次日就递了上去。
这份奏折的全文没有保留下来，而在史籍中能查到的是这么几句话：“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
即便是今天琢磨，这几句话也令人玩味无尽，尤其是“少两得之”四字，今天说，就是一举两得。不知这算不算该成语的出处，但起码在袁昶遗留下来的奏折中，看到了它最初的痕迹。
袁昶提到的“禁城”，实为紫禁城。紫禁城以“紫”字打头，与紫气东来的典故有关。这份奏折里有一定信息量，“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什么叫“拳团”？只有一个解释，即是整编为团练的拳民。这部分人数达到了三万，在禁城进进出出，熙熙攘攘的。那几天，与慈禧太后说的紫禁城里满眼红头巾一致。
请神容易送神难。拳民既然闯入大清禁脔，闹不好要出大乱子。怎么办？袁昶的意见是，既然招抚，就将拳民引向天津方向，既减轻朝廷面临的危险，又可通过拳民抵挡洋人军队，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这是借刀杀人，或者说借招抚名义，让列国联军剿灭义和拳，一举两得，用袁昶的话是，“少两得之”。这种策略，或许就是慈禧太后骨子里的想法，却绝非那时的吵吵闹闹的拳民所能猜得透的。
众所周知，袁昶的主意没有被采纳，因为没有一支被整编的义和团开往天津。但是袁昶的奏折却给当朝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半剿半抚”，用整编方式，把拳民推向火线，用洋兵的枪代清廷剿杀义和团。当然，更大可能是，“半剿半抚”这个点子的发明权本不在袁昶手上，早就有人出了这蔫儿主意，剩下的只是怎么玩儿，在什么地方玩儿，往哪个方向玩儿。而这是需要谋划谋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