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干支纪年为庚子。
庚子年一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处理教案仍需秉照曾国藩的“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原则，公平处理，不得任意株连。
针对十几天前卜克斯被杀一案。数名御史上折要求朝廷给予袁世凯警告，防止在山东一意进剿，激起民变。卜克斯不是第一个被杀的外国传教士，由于山东等地反教活动日益壮大，卜克斯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朝廷颁布上谕是为了纠偏。
卜克斯事件后，列国气势汹汹声讨义和拳，清廷为缩小影响，也下了重手。风头过去了，指针照例向回摆，从“左”的强硬立场偏回到对义和拳的怀柔政策，放出口风：不能为了保护洋教而乱杀义和拳拳民；不能为了讨洋人喜欢而滥杀大清国子民。
东交民巷立即就嗅出，这道上谕是姑息迁就拳匪。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于一月二十七日提出联合照会，指责清廷公开支持义和拳，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因此，四国公使要求清廷无条件的发布镇压拳会的上谕，并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
本来，对付公使抗议照会，总理衙门自有固定程式，长期以来，运用挥洒自如。但这是公使团第一次联合照会。外国公使联手，此“夷”和彼“夷”间暂时就没有缝隙了，清廷的“以夷制夷”手段立马失灵。
这次联合照会，可看成瓜分中国的前兆。清廷没有理会四国联合照会。四国公使怒不可遏，二月二十一日要求清廷做出明确答复。清廷二月二十五日答复说，公使们要求颁布禁拳上谕完全没必要，二月十九日清廷已发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抚严禁拳匪，保护外国人。
三月二日，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后的五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交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发布正式禁拳上谕。三月六日，总理衙门向公使团送交正式解释信，指出《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
五国公使次日召开联席会议，担心清廷不理睬，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最后决定再向清廷提交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做出满意答复，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进行联合海军示威，逼迫清廷就范。
这时，清廷宣布原山东巡抚毓贤任山西巡抚。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美国公使康格最为恼火。因为，毓贤被削职是他抗议的结果，复职是针对他的。三月八日，慈禧太后再次邀请公使夫人做客。想让公使夫人们给老公吹枕边风，缓解外交压力。可惜，这次不奏效，公使夫人们在赴宴前便被老公们告诫，所以，宴会上能说的话已经很少了。
外交对峙持续到四月上旬，经公使请求，美、法、德、意、英五国陆续批准在中国海域进行海军示威活动，美国派出一艘军舰，意大利和法国各派两艘军舰，克林德被授权可以动用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舰队，英国也得到了两艘军舰支持。
外交僵局，海上剑拔弩张，固执的清廷仍然坚持不发禁拳上谕。
清廷之所以强势对抗五国公使联盟，是看到驻京各国公使间不团结。俄国是东正教国家，在中国没有传教士，厌恶传教国同盟。俄国公使格尔思背地里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其实，这种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
天津以东的大沽口炮台是京师海上门户。咸丰年间，英法联军闯入渤海湾，先攻占大沽口炮台，再攻天津，然后从天津出发，占领京师东边的通州。八里桥在通州和北京城之间，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清军在八里桥阻击，没有挡住，英法联军而后抢掠圆明园，完事后一把火给烧了。这个过程，大清国永志难忘，而英国和法国也永远不会忘记，两大强国捏住了大清一条软肋，这就是大沽口。对大沽口炮台的威逼，就像塾师教训学生的戒尺，动不动就拿出来挥舞几下。
这时，被公使团视为“叛徒”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站出来，四月十五日与总理衙门大臣联芳会面，话里话外透露出列强有武装干涉企图，他强调，俄国在华北没有传教活动，是为清廷利益着想。格尔思的话引起清廷警觉，对列强出兵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轻心。清廷随后对五国公使要求变通处理，在《京报》上发表裕禄要求禁拳奏折，五国公使松了口气。持续了近三个月的外交僵局被打破，外国军舰陆续返航。
六月初，列强舰队再度逼近大沽口炮台，在清军的海防炮前转来转去的。这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同，不再是英法联军了，而是多国组成的联军。德国公使克林德更声称，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此时此刻，清廷甚至不知道准备联合进犯的都是哪些国家，笼而统之称之为“列国联军”。
列国兵船在大沽口外游弋时，荣禄一日之内连上了七道奏折，笔笔伤心，字字是血。六月六日，在荣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讨论形势。会上，载漪、刚毅、启秀等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即可成有用之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会议被仇洋派控制，当日发的上谕中，虽然对义和拳破坏铁路和社会秩序等行为严加斥责并恫言剿杀，但却在上谕的开始声称，民教失和的原因在于教士干涉词讼。
东交民巷公使团的鼻子比猎犬还灵，觉察到清廷打算招抚北京外围的义和拳。传教士们紧张地竖起了汗毛，康格建议传教士集中到公使馆来。通州等地的传教士带着教民陆续来到北京使馆或教堂避难，各使馆也开始为紧急情况而储备淡水和食品。
六月九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紫禁城。同日董福祥率领甘军入京。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原先聚众反清，左宗棠西征时，归降于左宗棠手下大将刘松山。被招安后，累官至提督。他是粗人，嘴上没把门的，慈禧太后召见他，他上来就说：“臣没旁的本事，就会杀洋人。”甘军入城，前锋向市民宣讲：“奉太后命剿洋人，义和拳为前锋，甘军为接应。”几句话把大街上观看的人吓跑了。
这段轶事不是假的，甘军先头部队放的话耐人琢磨。
“义和拳为前锋，甘军为接应”，不是甘军的“原创”，来源于上级指示。这话的重要性在于，以后甘军攻打东交民巷，就是这么玩儿的。拳民冲在前头，甘军官兵在后面“接应”。
在公使团看来，北京这个地方过于乏味，最佳消遣是赛马。六月九日，义和拳焚烧英国公使馆设在北京城外的赛马场。当晚，英国公使窦纳乐发报通知英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和大沽口外的英国海军司令官西摩尔中将，做好进军北京准备。
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后，驻泊在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司令开会，讨论前往北京的联军，由谁担任联军司令。法国推举俄军上校沃加克任司令。英国坚持以军阶为标准，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参加过英法联军侵占北京之役，军阶最高。各国决定由西摩尔充当联军司令，勉强拼凑两千多人的队伍，大部分都是水兵，而非陆地作战的步兵。
第二天，慈禧太后以处理洋兵入京的事态度“暧昧不明”为由，将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罢免，派端郡王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为总理衙门行走。让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亲侄女婿担任大清国的外交部长，这种事只有慈禧太后干得出来。由此，总理衙门便形成了端郡王载漪与******奕劻的“双王”领导体制。事实上，这次总理衙门大臣的调整，也说明了守旧仇洋势力在清廷中开始占据上风。
同日，西摩尔联军在天津上火车，强行进京。
直隶总督裕禄告知西摩尔，前面的铁路已被破坏，道路中断，无法通车。裕禄并非有意阻止，而是说的实情。西摩尔联军称，自带修理铁路的物资，道路断了就接通，一定要出发。裕禄阻拦无效，害怕自己担负起引发中外武装冲突的责任，只好任洋兵强行登车。
东交民巷每个公使馆有二十到四十辆马车。六月十一日凌晨，各国使馆派车队迎接西摩尔联军。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亲自前往车站。
他们来到车站后，本该正点到达的洋兵踪迹全无。等到中午，萨瓦戈让使馆的中国员工和马车留下来等待，自己带四个水兵返回。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回使馆的路上，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事件发生后，荣禄赶紧到日本使馆致歉，并代表慈禧太后本人向西德二郎公使及杉山彬的家人致哀。并将杉山彬的尸首送到日本使馆。对于杉山彬遇害，欧美公使虽然震惊，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杉山彬不是白种人，加上公使们认为，在西摩尔联军即将到来之前，没必要大动干戈。
由于电报中断，清廷与天津的通讯方式恢复传统的驿传制度，而公使馆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通过信件获得外界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的失真和不对称，也是导致庚子大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西摩尔联军从天津出发后，下午到距北京约一百二十里的落垡。落垡车站之后的铁路沿线、电报线统统被砍断，而且铁轨掀翻，枕木被烧毁。联军组织修路时，拳民在周围观望，西摩尔下令开火，打死了拳民五十余人。第二天，两千多名拳民和西摩尔联军发生冲突，又有二十多名拳民被打死。
六月十二日，西摩尔联军留下三十名英国水兵留守落垡车站，继续上路，下午到达廊坊车站。这里到北京不到百里，他们到达前，倪赞清率领的义和拳已将廊坊前面的铁路拆毁。六月十四日下午，联军再次遭到义和拳冲击。六月十五日，西摩尔听说落垡铁路被再次破坏，让一队德军留守廊坊车站，亲自率部返回查看。
落垡到天津的铁路和电报线已完全被拆毁。事情走到了这一步，西摩尔联军失去了与北京公使和天津的联系，无论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返回天津，都只得放弃火车。联军大都是水兵，对下车作战有天然的恐惧，让他们放弃火车，就像放弃了军舰。
西摩尔联军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被蚂蚁般聚集的义和拳民包围时，他们的两千多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事情到了这步，围绕各国军队力图进入大清京师保卫本国公使馆问题，已闹得不可收拾了。
那时的北京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繁华商业区，也就是王府井大街、东单、西单、鼓楼大街是石渣路，前门、打磨厂、西河沿地区是缸砖或石板路，在其他地方都是黄土路。有人形容北京的土路，“晴天是香炉子，雨天像墨盒子”。行人走上马路，浮土能把脚面埋起来，就像走在香炉灰里，刮风时黄土漫天飞扬，过往行人被刮得满身是土。东交民巷公使馆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上街，也是情有可原。
北京有义和拳活动，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
武卫军是拱卫京畿部队。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军。荣禄为统帅，聂士成、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董福祥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宋庆部为左军，驻山海关；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右军，驻天津小站。荣禄亲统八旗兵，为中军。武卫军加上满洲八旗的火器营，驻扎在香山一带的健锐营等，兵力在十万人左右。武卫军是野战部队，多数是汉人。清室不放心，京师防卫大权在以载漪为首的几位王公贝勒手里攥着。虎神营在载漪手里，神机营在载澜手里，九门在载勋手里。被称为皇室“贴身小棉袄”的最主要武装被几个宗室大纨绔把持着。
六月八日，大批拳民在外城高呼“杀洋鬼子”口号，次日下诏招抚义和拳。稍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招抚大批拳民的政策性很强，除了要制定各方面规定，还要选配各级干部。重要的是，要拿出一大笔银子安置进京的拳民，否则说什么都是空话。而上谕就停留在空话上，没有任何政策规定。
进入六月以来，北京城九门外的拳民越聚越多，都嚷嚷着要进城。怎么办？这么大的事，只有老佛爷才能拍板。不知载漪哥儿几个是怎么撺掇的，反正慈禧太后同意了。六月十二日，载漪等握有兵权的王公贝勒向汇集在北京郊区的义和拳敞开了北京城的城门，拳民从各城门进入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到底是有明白人，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拳民进京不可能是要寻求政治支持。袁世凯把山东拳民彻底摆平，得到慈禧太后嘉许，朝廷一片叫好。清廷态度清楚。那么，拳民为什么还要大拨进入京师呢？至今，只能为这些拳民们找到一条最后的缝隙了，那就是聪明的直隶庄稼汉们猜到了，或者说是估计到了，在内外交困的大气候中，紫禁城正在坐蜡，不仅慈禧太后拿不定主意，就是官员也在踟蹰彷徨。山东巡抚张汝梅最早在奏折中提出，将义和拳纳入朝廷统辖，成为准军事力量。朝廷早先没有采纳张汝梅的建议，于是拳民们要试试。如果试成了，有可能被招抚，就像当年打“长毛”充分利用汉人团练，拳民完全有可能被整编为抗击洋人的团练。这是他们最终的希冀。
到此为止，拳民们前面的思路都没有大失误，只有一个闪失，那就是紫禁城从来就没有把他们作为真正的依靠力量，而是在玩儿，对拳民实施的是“半剿半抚”策略。庄稼汉那纯朴的脑袋瓜里，不可能想到当官儿的会这么“阴”。而在进城之后，当大批拳民倒在东交民巷与西什库教堂之后，他们才领悟到这点。
义和团运动是从六月十二日进入高潮，标志是拳民大举入京。进京的拳民，多以各自家乡所在地结伙，多数来自直隶中部和顺天府附近的各个州县。京官胡思敬描述当时乱象：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计。
那时，北京已经进入初夏。这座晴天像香炉子，雨天像墨盒子的城市，臭烘烘、骚烘烘的屎尿味道令人难以忍受，苍蝇和蚊子弥漫于每个角落。如果讲方便，京师和农村一样，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除了人多，城乡不存在明显差别。而说到舒服和惬意，京师远不如华北的村庄悠闲、自在。如果说供应情况，京师的人除了下饭馆吃的不错，在家里吃饭，其实跟村里人吃的差不多。
据载，六月八日，大拨拳民来到北京南城，高呼“杀洋鬼子”等口号。拳民高呼一阵子口号之后，就没有事了。还有闲工夫，就是要解决吃住问题。他们不可能住在客栈里，谁也掏不起住店的银子，这时天气越来越热，他们通常住在街上或庙宇里睡觉。例如，横街的法源寺就住了不少拳民。再者，拳民没有地方吃饭，好在出门前带了些干粮，再到附近的饭馆、菜市、肉铺“借”，或者“赊”。饭馆当然知道，拳民“借”或“赊”的食品，肯定有去无回。
老朱肉铺离法源寺很近，由于附近的拳民夜晚大都住在法源寺，也就没有什么拳民夜里睡在老朱肉铺的门口。
朱贵是农户人家出身的，知道庄户人家孩子老实，一般不会干出圈儿的事。朱家院子里有个猪圈，平素养一两头猪，是村里人赶到猪市卖的，朱贵买来后，通常养几天，加加膘，催肥点，然后宰杀。
这天早上，朱贵看了看猪圈里的那头大公猪，觉得还可以再养两天，但是今儿个头中午的，拳民就要来拿猪肉，这时不得不宰杀了。
在朱家的小院子里，杀猪的家什挺全乎，有烧开水的灶台，还有杀猪必备的那些个工具，包括五六尺长的案板，还有腰盆、铁桶和长刀、短刀、剁刀、砍刀、刮毛刀。
非专业人士杀猪，通常比较麻烦。一般要请几个帮手，大伙儿一块儿把猪捆绑在案板上，或是不捆到案板上，而是七手八脚地按住猪，等着稍微专业一些的人士用刀子直接捅入猪心。而朱贵算得上是专业人士，在他这儿，杀猪没有那么啰嗦。
朱贵攥着把刀，打开猪圈门，进去之后，放下刀，点了几炷香，作了几个揖，嘴里念叨着什么，再把那几炷香在地上插好，然后拾起刀，衔在口中。大公猪有所察觉，缩在角落里死活不出来。
他凑过去，手在猪的颈部拍了拍，摸了摸，突然抓起刀，猛地捅了下去，只听呯的一声，血喷了出来。刀一抽出，暗红色的血汩汩地流出来。肉铺的伙计早就候着了，赶紧拿个面盆，把猪血接住。
朱贵走出猪圈，拿起一条湿毛巾，揩去溅在脸上的血点和血沫，而后坐下来，深喘几口气。杀猪就得这么着，一刀捅进猪的心脏。如果不能一刀毙命的话，捅两刀、三刀，血就会滞在肉里，肉为暗红色，不但不好看，肉味也不会鲜。
他站起来，往猪圈里看了看，被杀的那口猪，血流得越来越慢了，叫声也越来越轻微。终于，血流完了，猪也不哼了。
这时，他看了看那口灶，大铁锅里的水已开始翻腾了。下面的活儿是烫猪，然后刮猪毛、开膛、剔猪肉。
忙活了一上午，一头猪总算收拾完了，朱贵就在那儿坐等。
不大会儿，响起一阵砸门的声音。他开了门，进来几个人，穿乡间白粗布汗衫，外面系红布兜肚，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他们是拳民，谁也没有横眉立目，只是说：奉旨，北京每个肉铺给拳民奉送宰杀既毕的肥猪一口。他们是来取猪的。
奉的是哪门子旨？鬼知道。朱贵心里明白，只是不吭气，随意往案板那儿一指。拳民带着家伙，不多说，掏出绳子和扁担，把业经宰杀的猪捆绑起来，抬着就走。
临出门之前，拳民交给朱贵一张纸。说是一张借条，意思是某坛口拳民借老朱肉铺的肥猪一头，一俟朝廷下拨的大宗银两抵达某某坛口，即折合成相应银两归还。
朝廷能给你们拨发大宗银两？做梦！纯属自己糊弄自己呢。拳民走了。朱贵掩上门，掉脸就把那张不着调的“借据”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