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是一个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一生中，从游学到为官，他都能自觉地严格地奉行孔孟学说的诸种信条，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等。他曾说：“故自周而后二千年，为君知尚于仁，为臣知尚于敬，父知尚于慈，子知尚于孝，夫妇长幼朋友各知所当尚及，夫知好善而恶恶……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几于熄乎？道熄，斯民不几于夷狄禽兽也哉？”（《东里集·金华县重修县学记》）这种论理道德是他信仰的最高目标，也是他为人处事、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而且他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些要求。作为臣子，他一直把古代贤臣作为自己的楷模而仿效之，他说：“古大臣君子如禹稷、皋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为公，下之为民，皆公职也。公能独无思乎？退而思其道，进而施诸事，必使充职无阙，庶官无旷……不然，或有一事之弗至，即吾职有所未尽，故虽燕居独处，汲汲焉求诸心，而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为也。”（《东里集·退思斋记》）“常与人曰：‘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可见，他是要求大臣们（同时也在要求自己）做一名退亦为公进亦为公，上为君下为民的好大臣，这种观点正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理想化准则，同时也是一个正派官员所能讲出来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杨士奇为什么能够居官清正，敢于犯颜直谏的了。这种指导思想以及他所处世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为人极为谨慎的性格，正所谓“先生奉职甚谨，私居未尝言公事，所治职事，虽至亲厚不及闻。”（《明史·杨士奇传》）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正是他这样的严谨作风，所以他居官四十余年，在诸大臣动辄得咎的时代里，他除了在成祖时因辅太子有阙下了两次狱外，从未遭贬，反而平步青云，成了皇帝的亲信大臣。而且，即使是那两次下狱也是旬日而释，释而复职的。这种指导思想也促使他渐渐养成了谦恭、仁厚、廉洁等令人称颂的涵养与德行。他在皇帝面前，总是尽量称赞同僚们的优点，很少言人过失。有些小事，皇帝追问起来，他总是替当事者解释、遮掩，因而保护了一些犯有小过但有才干的官员。永乐年间，广东布政使徐奇运了不少岭南特产赠送廷臣。有个好事者把受赠者的名单拿给成祖看，成祖看完后发现没有士奇的名字，不太高兴，便把士奇找来询问原因，士奇为之解释道：“徐奇赴广东就任时，群臣作诗文为他送行，那天正好碰上我有病没有参加，因此唯独没有我的名字。现在有没有给我的赠品我也不知道，反正赠品也不值几个钱，我想徐奇这样做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一席话解开了成祖心中的疑团，于是他命令把那份名单烧毁掉了事。
宣宗刚继位时，内阁大臣只有七人。陈山、张瑛曾担任过东宫的官员，宣宗即位后进入内阁，后因不称职被调离。黄淮因有病致仕，金幼孜去世。最后只剩下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所谓“仁宣之间，政归三杨”正是指此。这几个人是统治阶级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团结与否，对于国家的安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杨士奇为人最为宽厚，能存人之长，容人之短，临事审慎，考虑周详，着眼长远，处理问题具有相当气度。“恩虽微，必报，而未尝宿怨。临财能让，不事苟得。”（《东里集》陈赏作《东里先生传》修撰王叔英任汉阳知县时发现杨士奇是个人才，后极力举荐，使其入仕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知恩图报，“正统间，文贞询知公幼子某，谪戍大同，以百金与同乡孟范访得，教诲甚笃，卒无成。文贞曰：‘奈何？’抱之恸哭。复与金若干遣之。”《东里集·附录》在王叔英殉难于广德，三十余年后，杨士奇通过广德州太守访得其墓后树碑以铭志，并书写祭文。杨荣这个人，果敢坚毅，可是心胸比较偏狭，过去在皇帝面前说过士奇一些坏话，士奇也知道，但从来没有报复过他。杨荣由于过去随同成祖多次北征，很了解边塞地形、敌情与边将情况，边将也送了一些好马给杨荣。当时私自蓄马罪责不小，何况是边将所赠。这事被宣宗知道了，很为生气，就把杨士奇找来核实这件事，士奇此时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在皇帝面极力强调杨荣的优点，努力改变皇帝对他的印象，士奇说：“杨荣非常熟悉边界的防务，我们其他几个人都不如他。因此请您不必对这些小事介意。”宣宗听后笑笑说：“杨荣过去可是经常说你的坏话呀。要不是蹇义和夏原吉为你解释，你恐怕离开内阁已经很久了，你现在却还考虑他的处境呢！”士奇回答得很得体：“愿陛下能以容忍我的胸怀来宽容杨荣，使他有机会改过。”这样，宣宗对杨荣的反感才消失。后来这番对话传到杨荣那里，杨荣联想起自己过去对士奇的做法，非常惭愧，从此与士奇更加同心协力了。这段“将相和”的故事被当作一桩美谈而记进了明史。
杨士奇长期身为内阁重臣，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也一生十分清廉，受到了当时官民的钦佩和赞赏。他自己曾在信中对晚辈说过：“吾仕京师三十年，未尝敢萌一毫分外之心，为一毫分外之事，人所共知。”（《示鹓侄》）他在信中批评儿子杨禾道畜马时曾讲道：“家中有马，尽发卖不留，子与诸孙皆不许骑马，我在此亦不畜马，只一驴代步耳。”（《文贞公家诫·训禾道子默识》）其俭朴是可想而知的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更多的史料中得到佐证。
洪熙元年正月，仁宗任命士奇为兵部尚书，士奇不肯接受，说：“臣为少傅大学士，已经过份了，因此尚书的职务我是不敢再接受的。”仁宗很生气地说：“黄淮、杨荣、金幼孜皆有三个职务，而唯独你只有两个职务，人们将会怎么说呢？你不要再推辞！”士奇无法，只好接受了兵部尚书的职务，但是坚决请求辞掉尚书俸禄，仁宗说：“你为我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所以我才用这官俸来酬答你，你用不着再推辞了！”士奇说：“一个尚书的月俸有六十石粮，这些粮食可养六十个壮士。我受的恩庞已经过分，哪里还敢再加呢？”蹇义说：“就辞掉学士的俸吧。”士奇说：“要辞就辞优厚的一份，不必以此来取一个虚名。”这样，仁宗同意了士奇的请求，在士奇的影响下，黄淮也辞去了户部尚书的官俸。
这年二月，仁宗又赐给士奇两顷田，同时受赏的还有蹇义。但是士奇又一次谢绝了。仁宗说：“你替朝廷做事是表里如一的，对我帮助很大，因此我心中难以忘怀，你上一次辞掉俸禄现在又辞去赏田，我不明白你为何要如此固执呢？”士奇说：“我起自寒微，现在受到这种恩遇已属过分，一个人哪能不知足呢？我只希望再凑合多活些日子，为您再效劳几年，然后就太太平平回家乡，这就是对我的最大恩赐了。”仁宗非常感动，事后对蹇义说：“士奇真是太廉洁了，倘使当官的都能如此，世上难道还有赃吏吗？”
就是在对待自己的丧事上，他也一再向子孙们强调要一切从简的原则，他在信中写道：
“——作坟须自家出费，我有银酒瓶及盂约二十余两，足备砖石等物之用，不可以作墓累乡里，盖吾素无惠利及乡里也，不可违命。
——欲为坟墓坚固之计……如资不敷，则以吾平日所用银酒杯大小六个益之，惟留小杯盏十个为郭夫人他日复土之用。”
这种处理，同样反映出他一生的清廉本色，同时也再一次证实了，这位权重名高的阁臣，其“家未尝有百缗之畜”的记载，不需我们再作什么评价，一个廉洁、正派的封建官员形象已经显示在大家面前了。
正统九年（一四四四年）三月，这位当朝四十一载的著名内阁重臣逝世，享年八十岁。朝廷追赠他太师衔，谥号“文贞”。“雍正二年崇祀历代帝王庙，配享春秋，并给帑修祠墓”（《泰和县志·杨士奇传》）士奇有四个儿子：稷、种、禾道、秫，种先卒。女四，长嫁梁楫。长子杨稷因“侵暴杀人”下狱，士奇死后被处死，次子禾道承父业补尚书丞，成化年间晋升为太常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