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我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亲和母亲靠每月59.50元的工资来维持着这个9 口之家，生活显得格外艰难。母亲在生二妹妹时得了一场重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家中欠下了 800多元的外债，从此，这些外债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我们身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念书用的是一分钱一本的作业本，写字用的是别人扔掉的铅笔头，我每学期的学费是2.50元，为这笔“昂贵”的学费，我总是不知要哭过多少次才能让父母从我们的牙缝里挤出来交到学校；每天放学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挖野菜，每个月的口粮连半个月都不够用，只好把野菜、树叶与玉米面掺在一起吃，看到那些能够随意地用水煮和用火烤土豆吃的小伙伴们，我在心中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吃一顿没有野菜和树叶的玉米饼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最大奢望；我长期作运动员，主要是从事中长跑运动，曾经得过全县教育系统的冠军，但从小学到中学，我却没穿过一双自己的鞋子，爸爸和哥哥们的鞋子穿坏了，妈妈把它补上给我穿，有时鞋子太大了，就把后跟剪下一块，缝合后再穿，能有一双自已的胶鞋，是我在小学和中学时天天都在做但却无法实现的梦。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实在一点也不为过。我没有童年。然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种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它磨炼了我的意志和品格，教会了我怎样去观察社会和洞悉人生。
我的探索轨迹
1978年，我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在这之前，我曾在中专里学了两年美术专业，在中学做了三年语文老师，在县委做了三年秘书工作。在我进入大学仅仅4 个月后，中国发生一件惊天动地并将永垂青史的事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从广播里听着全会的公报，我在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震撼，也就从那时开始，我拉开了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帷幕。
在我的理论探索中，有三次实践对我有重大的影响。第一次实践是我在农村的7年生活。1969年，我随父亲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农村，在农村住了 4年。1976 年以后，我在给县委书记当秘书期间，又在农村蹲了三年点。那个时期的农村和农民，真是苦不堪言。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是我对中国国情和传统体制状态的最早的感性了解。进入大学以后，我们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为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唱赞歌，把经济现实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家园。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我去反思这种经济理论，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行。从大二开始，我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且不再听课，而进行独立的研究与思考。1981年初，我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的探讨》，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劳动力应该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并成为商品。1982年初，我发表了《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客观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那就必然有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追逐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态——利润，是我国经济体制中许多弊端的根源。同时，从大三开始，我开始学习法律专业，并且写作和出版了两部经济法著作。在对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的研究中，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法治和秩序。虽然我的研究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被斥责为“乱解放思想”，但我的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懈地进行着。1985年，我发表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从理论上系统批判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1986年，我发表了《实践对经济理论的严重挑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和生长环境5个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都是我在大学时进行理论反思的逻辑进展。
第二次实践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的 3 年。1982 年 8月，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段实践使我认识到计划经济不行。1981 年，国家计委制定计划时，重工业计划增长1%，而实际却增长了9.2%，这使计划的科学性在我的心中大打折扣；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原来安排“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但向国务院汇报时，主管领导认为 6%太低了，至少应为 7%，就这一句话，全国计委系统一年多的测算就全部泡汤了，又重新按7%来进行倒算，这在我的心中对计划的随意性打下了极深的烙印。在计委工作的3年中，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和主要弊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还未离开计委时我就开始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1985年，我先后发表了《把指令性计划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试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等文章，明确指出了指令性计划的种种弊端，否定了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观点。1986年初，我发表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等文章，认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商品经济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扩张、自我收缩、自我协调和自我选择的自我平衡功能，离开了市场，就既谈不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配置，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文章。
第三次实践是近9 年来从事企业管理的实践，这次实践的结果是使我更加认识到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不行。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就已认识到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发表了大量文章，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1987 年，我发表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产权明晰化和建立法人财产权的观点，都已被党和政府所接受并被写入了党的文件之中。同时，这篇文章还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产权问题的大讨论，大大促进了改革实践的发展。《对“两权分离”说的质疑》、《对“两权分离”说的再质疑》、《论企业组织制度与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以及《着力解决国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论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的内在矛盾》等文章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989年，我发表了《面对挑战的深层思考》，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美国国务院曾经组织全美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对这篇文章进行研讨，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各部门以这篇文章作为依据，提出对华政策（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决策性咨询意见。1992 年初，我辞去公职，“下海”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从事股票市场的建设和企业的改制上市工作。我几乎跑遍了全国的主要省、市、区，实地考察了成百上千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践的结果加深了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市场面前，企业或者是利润，或者是死亡，而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国有企业的最大弊端，是没有财产制约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企业领导人更多的是对上级和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对市场负责，这一点，正是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江河日下的主要根源。我先后发表了《论现代企业制度》、《论财产关系与利益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着眼于制度创新》、《企业转制与市场效率》、《中国股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国股份经济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创业板对主板的全方位挑战》等上百篇文章，指出必须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和建设资本市场，而不能用计划经济手段来搞市场经济。
我的学术知音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许许多多的知音。从小到大，大哥韩志君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他的人品、他的才华和他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虽然他是一个作家，但我走上经济学道路则完全是他的指引。他不但手牵着手地带领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而且还帮助我完成了从文学到经济学的重大转变。他和二哥志晨合作的《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是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在这部系列作品中，我的许多思想和语言也贯穿其中，可以说，这是我的经济理论的文学版本。
在经济学界，有6位知名学者一直对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并给予过我重要的人生启迪和理论指引。
第一个人是卓炯教授。卓老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人（1961年）。上大二时，我写出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的探讨》，文章打印出来后，我寄给了卓老，依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我根本就未指望他会给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回信。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卓老不但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而且在这封上千字的信中，他对我的这篇文章从内容到结构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而这篇文章的很快发表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信心。从此，我一篇又一篇地写，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发表了 30多万字的理论作品。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与卓老通了上百封信，而且几乎每封信都主要是交流学术问题。那时，他已 70 多岁高龄，而我只有20多岁，但他几乎每篇文章在拿出去发表前都寄给我征求意见。50岁的差距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在学术上和感情上的交流，他和他们全家都与我和我们家成了最好的朋友。在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以后，他每次来京都到我家做客，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和我讨论学术问题。1983 年，中国理论界刮起了一股清除“精神污染”的不正之风，一些“理论权威”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归结为“精神污染”。这种来势汹汹的阵势不但使我自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更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卓老捏了一把汗。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卓老给我来信中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变，我都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学术观点。”在这种对真理执著追求和铮铮铁骨的时代巨人面前，那些“理论权威”们不但苦无良策，而且也显得十分的渺小和可怜。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卓老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理论主张终于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我就发电报给卓老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在来信中却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沾沾自喜，而是谦虚地对我说：“我的研究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看到这封信，我心中不知有多么的感动：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何等高风亮节的人格！我对卓老的敬佩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与日俱增的。
第二个人是于光远教授。在大学时，我就读过他许许多多的文章和著作，他渊博的学识、深邃的分析能力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都给我以极深的影响。在我们熟识并且在我“下海”以后，他把“学者、儒商、商儒”的称谓送给我，鼓励我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继续进行理论研究。1997年5月14日，于老还专门写信给我说：“‘儒商’这个词我想先于我就有人使用了，而‘商儒’应该是我的创造。而且在使用这个名词时，我就是把你作为背景的。我使用的‘儒’本来就是学者的意思，后来有人把‘儒’理解为中国的儒家。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为了避免误会，把‘商儒’改成‘企业家学者’也是可以的。”从 1993 年到现在，于老每次和我见面，第一句话都是嘱咐我“别忘了做好‘儒商’和‘商儒’啊，这可是我给你命名的”。这些年来，我始终把于老的嘱托记在心里，在从事商业活动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写出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我与何伟教授主编的《分配经济学》，与董辅、厉以宁教授主编的《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50 位经济学家论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与樊纲、刘伟、李扬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上、下册）》，与陈乃进、王开国主编的《已经开启的财富之门——二板市场的股票发行与上市》以及我主编的《创业板市场丛书（共 8卷）》都已相继出版，我自己的理论著作《大转折时期的中国股市》、《大转折时期的思维裂变》、《文明的冲突与理性的较量》、《韩志国选集（1~4卷）》也都先后与读者见面。最近，我的《创业板市场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两部著作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
第三个人是董辅 教授。早在 1979 年，我就在《经济研究》上读到了他对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批评的文章，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其在思想上的震撼之大与冲击之大是难以形容的。从那时起，董辅 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北京，有幸与董辅 教授结识并成为感情上和学术上最亲密的朋友。在长达近 20年的交往中，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经济学家的一身正气、一身骨气和他观察问题敏锐、分析问题尖锐的一身锐气，并且懂得了要想做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自己的正直的学者所必须具有的素质：经济学家必须甘于坐“冷板凳”、善于坐“热板凳”和肯于坐“硬板凳”。
第四个人是厉以宁教授。厉以宁教授对我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把西方经济理论最早引入我国，使我能够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时，就开始大量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经济理论；二是来自于我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和深厚的个人友谊，以及在这种交往中他对我的教诲和启迪。厉以宁教授不但是我国经济学界最高产、学术著作最多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来把握社会变动趋势和理论走势，并且总是能够提出振聋发聩的学术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人们还沉湎于价格改革并且把价格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的时候，厉以宁教授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将成功在所有制改革上，失败将失败在价格改革上”的观点，几乎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改革视野带入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世界；80 年代末和 90年代初，当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上时，厉以宁教授又提出了“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句话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刻内涵。厉以宁教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和教育，他虽然没有直接给我授过课，但在我的心中，他却是我最为尊敬的老师和导师。
第五个人是萧灼基教授。萧灼基教授是我在个人与学术方面都交流得比较多的经济学家。10 多年来，他一直给予我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对我在学术理论上的每一个重要进展，他都及时地、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对我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的每一个成就，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在年纪上，我们有着20 多岁的差距，但在感情上我们却是息息相通。萧灼基教授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也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近10年来，我参加了由他主持的许许多多的理论讨论会，他敏锐的观察能力、精辟的概括能力和统揽全局的把握能力都给我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指挥家”和“第一乐手”。
第六个人是何伟教授。何伟教授是我在北京结识的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85年，当我离开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以后，就是他一手帮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并且力荐我做了杂志社的常务副总编辑，使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30岁左右的处级干部。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我与何伟教授密切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颇有影响的文章，并且引发了几场全国性的理论讨论。近10年来，何伟教授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并发表了大量作品，一边协助于光远教授组织理论研讨，对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 多年来，何伟教授几乎一直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像他这样一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却因他所在单位的理论氛围，至今连“博士生导师”的资格都未能得到，这真是天大的不公平。但何伟教授一直不为名利所动，总是执著地、不知疲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从他身上，我不但学到了应该怎样“做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学到了应该怎样做人。
我是一位学术上的幸运者。能够与我国经济理论界的这些巨人们长时期地共同探讨和交流，这使我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始终能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和基点。除了上述6 位著名经济学家外，我在学术界和企业界还有许多的知音和朋友。晓亮教授、唐丰义教授、洪银兴教授和魏杰教授等都与我长期共事和合作过，他们都在我的成长中给过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在心中对他们都充满深深的感激。
我的理论主张
我的理论研究是多方面的，从经济理论到法学理论、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从体制改革到经济发展，我的学术探讨几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研究的内容也几乎涵盖了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如果把我研究活动的特点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挑战——挑战传统、挑战现实也挑战自我；如果把我的理论探讨做一个聚焦，那么核心之点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资本市场体制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我的理论主张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加以概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主经济观。在所有制关系上，国有不一定比民有更优越；在资源配置上，计划不一定比市场更有效；在经济决策上，政府不一定比企业更高明。
二是市场文化观。强调人的自主意识，认为个人和法人的独立的人格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强调新的价值方针，即从以社会为中心转向以个人为中心，从以道德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转向以利益为准则；强调民族的金融观念，即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
三是社会发展观。我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权本位、钱本位、人本位。在权本位下是人服从于权，层层的行政支配导致层层的行政依附，社会经济的爆发点只有一个——行政权力，这种经济是一种拨动的经济。在钱本位下是人服从于钱，每个人都追逐自己的利益，他在追逐自己利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增进社会利益，但在法律和规则健全的情况下，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就必然增进社会利益，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钱本位下，社会经济的爆发点是千千万万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爆发点，这种经济是一种涌动的经济。在人本位下，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确立、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才能的发挥，这是钱本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从权本位到钱本位，是一个体制更迭的过程；从钱本位到人本位，却是相互交织、相互包容的过程。最好的体制是钱本位与人本位的结合，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人的价值；最坏的体制是权本位与钱本位的结合，即通过权来搞钱，通过钱来买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权本位→钱本位→人本位这样演进的历史，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和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它毕竟昭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激励着人们去为之奋斗、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