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势力集团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正是儒家知识分子打造理想社会的开始。王莽本人是忠实的儒家政治思想拥趸，他渴望国家形成一种“古典式民主”，也称为“中国古代式民主”，用当时的理论解释，即“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并非某一个皇帝，更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天下。君主应该让天下人享受精神上的主人翁地位，社会是大家的，而不是为某一个服务的。所以，儒家思想要求君王要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陂天下……
在治国思想上，儒家知识分子坚持“仁义天下”；在个人修养上，坚持“德教天下”；在权利信仰上，坚持“天人感应”。就治国思想来看，汉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仁义”主要表现在对三代时期的理想政治诉求，即恢复古代周公时的“仁政”；就个人修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将“德教”放在第一位，即有“德”即是大才；权利信仰自不待说，是坚持董仲舒的“太女人感应”理论。总结这样些理论，儒家的政治思想就是“奉天法古”。所谓的“奉天”，即是推行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理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天下最权威的人物，但如果他政治上“无德”，伤天害理，悖逆天下人心，一样会受到上天的惩罚，降临灾异。如果屡教不改，上天就会发怒，更换“天子”，即所谓的改朝换代；所谓的“法古”，即是效法上谷三代时的“仁政”和“礼制”，也就是周公时代的政治文明。
王莽，就是一个虔诚的儒家“礼教”信徒。他将《礼经》视为人生中最大的财宝，一生研读。儒家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无条件地支持王莽，主要是因他对儒家原教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不遗余力地实施。在天下人眼里，王莽就当代的“周公”，他与“周公”走得是那么近。这一点，可以从王莽的登基之路上窥见一斑。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建了明堂、辟雍和灵台。这三件东西，圣人们只有在古代典籍中才能看到，现实之中，谁也不知此等事物为何物，如同“镜中花，水中月”。但到王莽专权时代，朝廷竟然根据古籍记载，反复研究论证，绘制出图样，并将这三件事物完整地复建起来。见到这三件事物树立在长安城中时，世人皆叹为观止，忍不住翘首赞叹，认为王莽真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儒家大才。
据传，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地方，因此格外肃穆，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会议处；辟雍则是上古时期帝王设立在中央的最高学府，大量人才在这里聚集，成为天下人才中心和中枢站；灵台则是上古帝王与上天意识交流的地方，皇帝只要登上灵台，施展法术，便可与上天交流心得，从而使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
这些，王莽都记在心中。现在，他已专权朝政，是发挥其能量的时候了。他不但将明堂、辟雍和灵台三建筑重新仿造出来，试图建立与上古皇帝一样的政治文明。除此之外，王莽还在太学中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广招天下贤才，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京开会，充分调动地方人才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之上，为了让广大儒家知识分子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王莽还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修建了供儒生们自由活动和发表演讲的广场，等等。
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天下果然太平安宁，社会上少了丑恶现象，每个人心中多了更多的光明和阳光，更重要的是，随着王莽这些“礼乐”制度的建立，“四方世界”借来朝贺，再一次将王莽的地位推升到全所未有的高度。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掌政权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白雉，东方的黄支送上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更改首领称号，前来表示顺服。此时，只有西方的国家未示其臣服之情。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王莽决定主动出击。此时，西方国家“虾不跳，水不动”，王莽就下令下臣带一批黄金，前往招安。深入西域内部，王莽的下臣遇到一支羌族部落，见到首领之后，下臣将黄金送上，并要求其臣服大汉王朝。羌族首领见财眼开，满口答应。数月之后，羌族首领来到长安城，见到王莽之后，大声宣称，自己臣服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愿离开西方肥沃而辽阔的土地，回到深山老林中生活，为大汉江山天光增彩。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建立新郡，然后按《周礼》记载，将大汉江山划为十二个州，与西周时代类似。这样做的目的，是恢复西周时期的政治文明，实现一种儒家思想统治下的“理想乌托邦”政权。此时，上古西周大一统的局面初见规模，天下儒生惊喜不已。他们认为，大汉王朝已完成“礼乐制度”的建设，实现了“四夷宾服”的政治梦想，一个接近理想的上古式社会已见雏形。
在这一宏伟图景面前，天下儒生开始对王莽产生无尽崇敬，甚至将其推上“圣人”的地位。他们开始批评朝廷为何迟迟不肯为王莽办法奖赏，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有儒生批评王莽太过谦恭，不肯受赏。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中的抗议信突然堆积如山，主要是反对朝廷对王莽赏赐不公。据史籍记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越来越多的吏民认为，王莽推辞朝廷赏赐的田地和金银财物不能接受，应加重奖赏。这些浩如烟海的抗议信摆在年幼的汉平帝眼前，犹如天塌下来一般，让他难受。因为，这些抗议者中，竟还有诸侯、王公和列侯家族势力，甚至是刘氏宗亲也在其内。
汉平帝下诏，重新重赏王莽，而此次，王莽再次拒绝。朝野上下官员以及吏民得到消息之后，纷纷表示不平。这次，他们要求将王莽推向更高的尊位，称要对王莽戴以“当代周公”之名誉。精心酝酿之后，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声势浩大地开进未央宫，声称王莽“功过伊、周”，应速速对其执行“九锡之赏”。这“九锡之赏”，地位在皇帝与诸侯之间，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所谓的“九锡之赏”，也是一个传说，记载于《周礼》中，离当时已600多年，只在周公时代出现过一次，也被认为是《周礼》中最高规格的赏赐。
当时，王莽已是安汉公，称“宰衡”，对名誉已无甚大要求，而这次为其进行“九锡之赏”时，却欣然接受了。王莽认为，这是一次非同凡响的受赏。《周礼》是周公当年打造西周盛世的理论教材，也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总结，能接受《周礼》中的最高赏赐，自然符合王莽的最真是想法。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皇帝以及朝廷上下官员的拥护下，顺利地完成了接受“九锡之赏”的仪式。场面可谓宏大，让人肃然起敬，但这种600多年钱财完成过一次的受封仪式正不正规已无人说清。因此，大臣和王莽粉丝们不问权不权威，很热闹、很威武地完成了这次“九锡之赏”。王莽是众人的焦点，殊不知，王莽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对于这次封赏，依然显得激动异常，沾沾自喜。
元始五年秋天，王莽派遣到全国各地的巡查官纷纷归来，将一份份沉甸甸的民风调查报告交予王莽公案之上。举行会议时，归来的官员激动地表示，天下人生活满意，“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指导下，过上了幸福美满，安居乐业的生活。民风变得纯朴，社会变得和谐。民间盛赞王莽是“当代周公”，百姓随口都可哼出一首赞扬王莽新政的歌谣。为此，巡查官员们还带回长达三万字的“歌谣集”，皆为赞扬王莽新政之英明、神武。
这些事实再次证明，王莽的政治风格全部儒教化，且遵从西周盛世的管理法则，即“仁政”与“礼制”。因此，王莽雄心勃勃地树立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即“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无拾遗，男女异路”。国家之大，无奇不有，王莽也承认，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必然有阻碍者，甚至是破坏者。对此，他阐述了自己的应对方针，就是施展“象刑”。这种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受到“礼制”分子们的高度认同。此刑法即是在犯法者衣服上画各种各样形状，让人警醒，什么乌龟状，乌鸦状等；更严重者，可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