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是个短命的皇帝，公元前7年即病逝于长安未央宫，未留一个子嗣。经过权臣们的反复酝酿，最终推举成帝之侄刘欣为皇帝，史称汉哀帝。早在成帝驾崩前一年，即绥和二年，成帝还踌躇满志，对朝廷高级管理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目的是调整“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者之间的关系。成帝改革之前，丞相是“三公”之代表，属“领首”，其余都须听从丞相。如此，便造成丞相一党独大的局面，更让外戚王氏牢牢地控制了中央政权。“绥和改制”之后，“三公”权力平等，独立运作，互相牵制，形成初步的三权分立格局。
让人万万未曾想到的是，成帝即于第二年暴病而终，改革尚未完成。刚刚接位的汉哀帝，也曾雄心勃勃，恢复武汉、宣帝时期的君主专制，苦于自己出身于藩国，想在皇位上坐稳，就必须依靠“三公”大臣，因此，“绥和改制”只能在哀帝与权臣们的妥协中不了了之。但哀帝有政治雄心，渴望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由此可见，哀帝政治能力突出，而且，更让人熟知的，还有哀帝的风流史。据传，哀帝与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系暧昧，产生了一个“断袖”风流公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知道哀帝的风流韵事，事实上，哀帝在政治的憧憬与行动，更让人敬畏。
哀帝刚刚上台，即全力打击王氏外戚集团，试图削弱其政治影响力。首先，哀帝将大司马王莽罢免。这一举动，让全国上下明白，哀帝想“中兴”大汉江山往日辉煌，而事实是，王莽已掌握一群朝野内外的儒臣，就是体制之外的儒生，也为王莽热心追随儒家思想而感动，甚至会誓死效忠王莽集团。鉴于这种形势，哀帝痛下决心，又将王莽逐出京城。这样一来，王氏集团势力如无头苍蝇，越来越惊恐。在此情况之下，儒臣的地位受到挑战，王莽是忠实的儒家思想拥趸，不出问题，儒臣会为王莽的归来而缠斗不休。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集团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因职务问题被哀帝罢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王莽自认为是“标准的儒家子弟”，从不“犯上”，因此坦然接受。两年之后，为了彻底削弱王氏外戚集团势力，哀帝下令王莽一族全部离开京城，回归封地南阳新郡。在南阳，王莽度过了三年孤寥无助的时光。这时，王莽撞真正能以局外人，或在野乡人在视角观察大汉王朝的政治前途。因此，三年时间虽然让王莽踌躇不前，但却为他酝酿新的政治前程提供了无尽的精神力量。
哀帝时期，全国上下已深信“天人感应”理论，就王莽来说，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在其心中始终难以抹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解释者刘向的阐述，让他对汉王朝越来越无信心。刘向称，“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中。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我们汉帝国，兴起于蜀地、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显示也不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不但身为皇族的刘向和外戚集团首脑王莽这样认为，就是哀帝本人也持这种观点。但哀帝有自己独到的解释，认为大汉王朝之所以气数已尽，完全是外戚专权所至。如今，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削弱王氏外戚专权的实力，让帝国恢复到武帝、宣帝时期的政治局面上来。
出于此目的，王莽才被哀帝逐出京城。接下来，哀帝打算大有作为一番。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其他外戚集团伸张势力，并形成与王氏外戚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些外戚主要有丁氏家族、傅氏家族，甚至是沉寂已久的赵飞燕家族。这些家族纷纷崛起，坐在南阳草堂内的王莽心中惴惴不安。事实上，哀帝这些动作并不能对汉王朝治病根，因为汉王朝的衰败之根不在外戚专权上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皇权被“天人感应”理论捆绑。
王莽坐在南阳的草堂内，认真地研究重返京城的计划。终日深思熟虑的王莽，突然想到哀帝登基之时的一幕，很是让他后悔，认为自己处理太草率，如果能用心思考，并给出正确的方案，相信自己之后的命运就不会这样。此时，王莽已四十多岁。哀帝刚刚登基没几天，哀帝即在朝堂之上询问王莽：“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应住哪呢？”
王莽一听，心中不禁一颤，很明显，这个问题是针对自己而发的。自己是王氏外戚集团的代表，哀帝竟问及定陶恭王的母亲住什么宫殿，其实是有意排除王外戚家族。所以，这问题问的很蹊跷，不仅仅因王莽是大司马，更是因其姓“王”。本来，这根本不是所谓的“问题”。众所周知，刘欣想继承皇位，就必须遵从“为人后者为人子”，这是所有大臣，包括王莽在内下给哀帝的硬性条件。更不用解释的是，哀帝既然继承了成帝的皇位，就必须断却定陶国中一切直系宗法和亲缘关系，而应宗法和亲缘上承认成帝一脉，即在法律上认可成帝是其“父亲”。这就说明，承认成帝是哀帝的父亲，即承认王政君是自己的亲祖母，也就承认了王莽是其亲舅舅。如此一来，王氏外戚集团又是皇亲贵族，无疑更增强了王氏集团的实力。
很明显，这是哀帝施展的政治手段，即将自己帝位的正统性与宗法来源进行修改，这是王莽等势力集团不能容忍的。王莽站立在朝堂之上，不禁哑然失笑，并不想回答。当时，谁也不知道哀帝打算通过改变王氏的政治地位来挽回汉帝国的强盛。殊不知，王氏集团已成为儒臣集团的领军人物，他们掌握着汉帝国的“天命”以及合法性的解释权。帝国面临的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哀帝却不从儒臣集团中下手，单方面打压王氏外戚集团已不能挽回局面。尤其在王氏与儒臣集团紧密联系的时代，哀帝没有出色政治手腕，是不可能挽回败局的。
自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就不曾停止过对大汉江山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甚至相当一部分儒生认为，汉王朝只有实施一场彻底的皇权“禅让”，才能实现三代时期的政治文明。就哀帝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他渴望恢复武帝、宣帝时的“皇权至上”时代。但到元帝朝，儒生的地位日益上升，并形成对汉王朝主流社会的控制。此时，儒生更赤裸裸地将汉王朝正统性问题提出，例如：眭弘要求昭帝顺应天命，实施“禅让”皇权的方式，赢得上天的垂爱；盖宽饶则极力倡导“帝位循环论”，并为此而自杀成仁……这些儒臣，都对西汉儒家政治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此时，儒家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所谓“天命”，向汉室江山予以致命一击。等了不多时，这一机会终于来了。一天，长安城内的百姓们看到一场极具震撼力的“日食”。刮风下雨，日升日落已成为哀帝政治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无不牵动其心智。这此“日食”，将长安城内的高官们吓得坐立不安。这年正好是公元前2年，是年，汉王朝的命运由此改变。
朝廷内外的大臣，特别是朝野上下的儒生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声嘶力竭地表示为王莽鸣冤，声称是哀帝放逐王莽这种“贤良”之士才导致上天不悦，出现“阴侵阳”的“日食”。哀帝见全国上下一致为王莽说话，并奉承“天命”，不得不妥协，承认“天命”的权威，遂发诏于南阳，请王莽归京，理由是：请王莽照顾自己的姑姑、年老体衰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之所以会如此受到儒生支持，主要是因其生活、政治和行为上处处以儒家教旨为指导，是个全然儒家化的政治家。儒家讲究人与人平等，“仁者爱人”的传统。一次，王莽的儿子杀了家奴，王莽竟逼迫其子自杀谢罪。可见，王莽遵从、信仰儒教达到痴迷的地步，产生了儒教洁癖。
正是这种儒教洁癖者，成为了西汉帝国的大司马，天下儒生自然会不约而同地靠拢到他身边。此时，哀帝依然在削弱王氏集团势力，并大力扶植丁氏与傅氏。事实上，丁氏与傅氏势力伸张之后，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再次给儒生以攻击政敌的机会。此时，上天再现“日食”，导致王莽儒家集团有机会攻击皇权的权威。此时，刘家汉室江山一有百年正统，但哀帝时，这种正统被彻底否定了，随之而来的是王莽登上中国古代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