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使得汉武帝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汉王朝地位的合法，将为自己的威望添加砝码。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有实力进行对外战争，才能励精图治，才能实现汉帝国几十年来的未来梦想。但可悲的是，儒生从此变得骄横跋扈，甚至目中无人。本来，汉武帝不注重儒生的思想状况，更不希望他们能通过自身发展其势力。因此，汉武帝在自身思想作风上总是保持多面派，目的就是控制儒生势力的过分膨胀。
尽管如此，现实中的儒家地位已无人取代，跟以为儒生只是一群无能之辈的汉武帝，却看到儒生渐渐成为利用其自身思想施展政治抱负和政治集团。“天人感应”学说地位的确立，使得儒生彻底掌握了最高政治裁判权，即当国家出现危机，或天灾人祸时，儒生大肆地利用其自身学说向皇帝和政府提出质询，并深刻影响时事政治。这一点，汉武帝早有察觉，但儒生的地位已无人撼动，除非废除“天人感应”学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他们能左右天命意识，也能左右天下人的未来命运。
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政治的特殊解释和批评权，儒生感到自身已绝对安全。因此，他们常常对峙皇帝和政治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正因为此，汉武帝中晚年时不再单纯地采用“儒家政治”，而是“霸王道杂之”的多面政治思想，其目的就是打压儒生势力，让皇权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绝对权威的地位上。
汉武帝是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百年之后，却将“儒生特权”的问题交给了他的后人。显然，他的后人不如其手段，在与儒生的较量中，屡屡败北。这就导致了汉王朝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理论，上天不垂爱某位皇帝时，儒生就又权利站出来指责他，并提出“顺应天理”的解决方案。
公元前87年，经过长年征战，疆土成倍扩张的汉王朝迎来一个举国阵痛的消息——汉武帝驾崩。是时，汉帝国已外强中干，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儒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动摇，很可能会提出新的国家合法性问题。但新登记的皇帝汉昭帝却始终未觉察到。而事实却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之间突然树起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中一颗枯死柳树突然逢春重生，竟长出新芽来。符节令眭弘是董仲舒的学生，亲自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皇帝和人间，于是就跑到昭帝面前解释，称巨石和柳树都是民间的代表，今它们都能重树新生，是大汉江山的灾难，民间必有匹夫成为天子。昭帝既为明君，当搜罗天下英才，发布告示，将江山让与有才有德之君，这才是顺天而行，贤明之君。眭弘的上书没多久，即被汉朝廷论为“大逆不道”，并处以死刑。
眭弘的这一上书，让人看到，“天人感应”学说只是一个统治者自相矛盾的悖论，一旦天下出现不和谐因素，它一样能攻击统治者。一般人看来，这是情理的变化，但就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思想错误。眭弘的观点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天人感应”理论已被汉武帝培养起来，根深蒂固，是汉王朝的国基。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时，眭弘这样的理论家当然会利用这一思想，将所谓的天理发扬光大。因此，继眭弘之后，带有强烈“反汉”色彩的“天人感应”理论层出不穷，最终的结果就是催生儒生王莽顺利改朝换代。
汉宣帝时期，刑名法术大行其道，而儒学地位渐渐式微。众儒生已按奈不住，蠢蠢欲动。当时，有个名叫盖宽饶的大儒生，上奏皇帝道：“如今圣道凌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这样的上书让皇帝看了，当然要火冒三丈。盖宽饶因为自己大难临头，于是自杀成仁。
汉成帝时期，道士甘忠可创作了道教有史以来首部道教经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中融入了大量儒家谶纬思想，其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很明显，他赤裸裸地提出，汉王朝已穷途末路，需要更有作为君王代替刘氏江山。
当时，甘忠可的弟子遍布乡里，朝廷官员也大有人在，势力庞大。当汉成帝看到此书时，已十分恼火，当即下来将甘忠可拿下，在监狱中死去。甘忠可的理论中掺杂着黄老思想和儒家谶纬政治理念，属杂家。但他的主要观点，还是顺应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
同时，还有一位著名儒学大师，名叫谷永，当面向汉成帝谏言，称汉王朝已穷途末路，如向让天下继续太平下去，就必须更主易朝，否则天下火患不断，民不聊生，天命逆转。汉成帝自然恼火，并将谷永的谣言消除。就整体看，汉王朝的皇帝们不停地阻止打击这样的妖语，认为这是犯上，是大不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儒生都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影响到朝野上下。到汉哀帝时期，随着国势的如意衰敝，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并被动地接受。正因为汉哀帝开明，思想进步，才让汉朝廷全面接受了“汉王朝已末路”的局面。
公元前7年，汉哀帝继位，时年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皇帝。虽然生活上怪异，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深刻政治见解，励精图治的皇帝。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汉哀帝渐渐被病魔折磨得无法生活，精神处于焦虑状态。据记载，汉哀帝是个熟读诗书、才华横溢的明君，但正是因此，才能汉哀帝上演了一出惊天闹剧。
公元前6年，一名名叫夏贺良的儒生见到汉哀帝，并大胆地诤谏道：“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是在所难免。要想老刘家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最后，夏贺良自称是当年被处死、撰写《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的弟子。汉哀帝观察当时情况，并与自身情况结合，认为夏贺良的观点完全正确，于是就同身边大臣商量，自拟一份诏书，昭告天下，称“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老刘家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朕自此之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
年轻的汉哀帝完全不知，这份诏书公告天下之后，会带来何等恶劣的影响。这意味着汉朝皇帝承认自己的王朝气数已尽，实属荒唐。天下人自然纵情谈论，褒贬不一，看到汉哀帝更名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天下人啼笑皆非。偏偏有人在其中做起了文章，得出这一观点：“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那就说明，今天的刘氏江山要禅让给王氏家族，王莽要代替刘氏家族。”这一观点的流传，让王莽的地位与日俱增，意味着，王莽将通过和平方式，顺利接过汉朝的皇位来。
同年八月，百姓对此事议论纷纷，舆论越来越不利于汉哀帝，但民心却倾向于汉室江山继续威立。夏贺良信誓旦旦，称总有一日自己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嘉应”，却迟迟不能实现。值时，国内灾难频发，民不聊生。汉哀帝认为这是不吉之兆，权臣一致认为，是夏贺良妖言惑众所致。汉哀帝再次与之对话，夏贺良惊恐，狡言称是朝廷未更换大臣，须任用三名新高官，并由他亲自推荐了三人。汉哀帝是个精明人，听完夏贺良一番闪烁之词，认为自己受了骗，下令将其打入大牢处决。很快，汉哀帝收回荒唐的诏书，废除所谓“陈圣刘太平”王朝，汉王朝就这样归来了。
但一切为时已晚，汉哀帝的诏书虽然收回，却阻止不了百姓的议论。之后，王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用自己的手腕完成了一次次政治秀，最终成为接替刘氏江山的赢家。撇开尧舜禹不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正实现“民主禅让”王朝的，只有王莽一代，绝无仅有。
“天人感应”让汉武帝赢得了汉王朝的强盛，赢得了汉王朝的稳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一思想在不断地调整汉朝皇帝的权威，最终让强盛的汉王朝不了了之，未免让人遗憾，甚至是失望。
第十二章 权臣不省自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