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臣光曰89）
裴矩，原名裴世矩，避李世民讳，改名裴矩。历仕北齐、北周，杨坚建立隋朝，始受重用。隋炀帝继续重用，与苏威、宇文述、裴蕴、虞世基掌握朝政，合称“五贵”。唐太宗初年，又官民部尚书。
裴矩其人，在隋和在唐的政治表现完全不一样。裴矩仕隋，专门逢迎领导，投其所好。好事时有做，坏事也没少做。大业十二年（616年），裴矩随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骚主意，建议隋炀帝，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这样就可以稳定军心了。隋炀帝下令照办。司马光于是骂裴矩是隋之佞臣。
问题是隋炀帝就喜欢这样的人，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奏闻，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魏征看不惯，当面批他“承风望旨，与时消息”。
但入唐以后，裴矩仿佛脱胎换骨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敢讲话，敢顶嘴，敢拧着来，敢拂领导的脸面了。
唐太宗想出一个治贪的妙计：密密派人向官员行贿，然后抓现行。有个小官不知是计，受绢一匹，唐太宗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说：陛下这么做，无疑是在设计人，怕不是“导人以德”吧。唐太宗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开会，当众宣布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时武德九年（626），唐太宗继位头一年。
二位领导人对裴矩的评价截然相反如此，以故司马光在“臣光曰”第89篇中指出，正是这种不同的政治风气，才是导致前后二裴矩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裴矩的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有什么改变。隋炀帝喜欢马屁话，裴矩自然迎合他的意思。唐太宗力倡清明的政治风气，这样的氛围，自能把大臣们都感招到正直的大旗下，佞化为直、化为忠。
司马光的结论是：君主如同测时间的表，大臣便是其投下的影子，表动则景随。
《诗经》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平头百姓都眼盯着当官地看呢。看什么，看高矮胖瘦，或者羡慕他们享福享乐吗？非也，上行下效才是本意。《乐府诗集》有《城中谣》，其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人行在这样的风气里，折射的自也是这个社会的好坏。
唐太宗在位期间，极意要端正上梁，所以有魏征。而魏征只是众多敢说话大臣的代表。比如侍御史柳范，就敢当面顶撞皇帝，气得唐太宗拂袖而去。因而贞观之世，民风号为朴素。
《天若有情》（臣光曰88）一文说到杜淹，因一首诗打动唐太宗的心，换来仕途的顺畅。一次，唐太宗召见他，笑曰：“卿在隋朝，官小，无权说话可以理解，但仕王世充，官不小了，为何不极谏？”杜淹回答：“劝了，但不听。”唐太宗说：“王世充若修德从善，当不灭亡。既然他无道拒谏，卿怎能免祸？”杜淹哑口无言。唐太宗又问：“卿在今日，为宰相之一，会陈辞极谏吗？”杜淹回答：“臣在今日，必尽死无隐。当年百里奚在虞国，虞国灭亡；在秦国，秦国称霸，臣窃自比之。”唐太宗大笑。
春秋时期的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夏县一带杜。公元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辱亡齿寒”的故事警告虞君。但虞君贪图晋献公的贿赂，同意借道。百里奚深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劝谏，便闭口不言。结果晋灭虢之后，返回途中顺手也把虞国给灭了。百里奚就成了晋国的俘掳。后来，晋献公嫁女，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品，送给秦穆公。不久，百里奚出逃，被楚人抓获。
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良，用五张公羊皮从楚人手里换回百里奚。秦穆公亲自松绑，亲自讨教。百里奚推辞以亡国之臣，不值得顾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百里奚这才打开心结，与秦穆公畅谈数日，被委以国政，秦国称治。此便是“五羖大夫”是也。
百里奚、杜淹与裴矩，皆是影，反衬的不正是“表”之曲直么。
《论语·为政篇》载，鲁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错”，杨伯峻训为“放置”。整句话的意思是：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杨伯峻的解释达诂是达诂，但我以为这不是谜底。
诸葛亮《出师表》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如何亲，小人如何远，仅只是贬黜或进用吗？那也太简单了吧。
那么不简单的在哪呢？答案其实就在司马光的评论里。
也就是说，“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换言之，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部下，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领导人大力提拔正直的人，受这个用人尺度的影响，大家自然以正派相劝。反之，如果领导人受用马屁话，大家自然也就去研究厚黑学了。这才是“举直”或“举枉”的上乘境界，也即孔子没说透的谜底。
附：臣光曰89：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通鉴》卷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