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沐浴着一种光明，它来自遥远的亘古，随风而至，渗入灵魂，将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孩子，熏染成一个受百姓欢迎的作家。它使我超越了闭塞的环境，使我避免了庸碌的同化，使我在喧闹之中拥有一份清凉，使我在孤寂之时滋生一种大气。
它便是佛教独有的智慧光明。它牵引着我，走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就跟佛教结了缘。在同龄的孩子尚在玩土窝窝时，我就感到了生命的无常和易逝。
我的家乡处在偏远西部一个更偏僻的角落。当你出长安，过天水，经兰州，沿祁连山和腾格里大沙漠中间的狭长通道，你会走入一个叫“河西走廊”的所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儿多为“胡人”所居，周时西戎，汉时匈奴，西夏时六谷部，吐蕃更是屡屡将其掠入版图。大漠和大山间，一条道路游蛇般西窜，扭向一个叫嘉峪关的所在。此关雄奇，关内生豪气，出关现悲情，跨出关门，撩眼便见满眼戈壁，苍凉之气，扑面而来。由此而西，虽有几个叫“阳关”、“玉门关”的著名所在，但观其形貌，亦多为苍凉大海中之几片枯叶。它们的存在，仅能充抚慰之念想，而难疗灵魂之焦灼。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辈们就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汪汪。”
好在嘉峪关东侧的凉州是公认的好地方。但这“好”，也是相对于戈壁沙漠而言，跟东南诸地，实在是不能比的。这儿山多焦秃，荒无寸草，风沙时现，遮天蔽日，干旱缺水，辄有纠纷。不知上溯至多少辈祖宗起，这儿便因抢水而血流盈地。我用脚丈量凉州大地的那几年，每到一处，便见历朝历代关于处理水纠纷的史料。至于传说，其数目之多，种类之广，不在《天方夜谭》之下。有好些地方，多“以石为证”，欲借无常之石刻，处理永久之纠纷。但那纠纷之血，并不因“石”的存在而绝迹。
我的家乡，就是其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所在：凉州洪祥乡陈儿村。关于那乡名和村名，已无法考证其来历。正如我至今不知曾祖父的大名一样，蒙昧的乡人是不会将他们认为的无聊事录之于书传于后世的——再说也没几个识字的人——在他们眼中，吃穿之外的所有事都是扯淡的。也如我十岁以前，心中念想的，总是如何填饱肚子，灵魂呀，信仰呀，在心中连影子也找不到的。
关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各种报道极多，多以“苦难”名之。但必须强调的是：我小时候并没有一种苦难的感觉。恰恰相反，童年少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的，是许多诗意的东西。记得那时，我总跟同院一位大姐姐挖生产队地里的大豆种子。那被湿土泡得软软的、胖胖的东西是我眼中最美的景致。刨出几个后，点燃麦秸，将那所得，丢入火中，不一会儿，我口中便会充满夹带着生面气的美味。我相信，我那时尝到的，是天堂的味道。后来，我将这回忆写进了《西夏咒》。
我十岁后的某一天，这种乐而无忧的生活被打破了。那天，我发现村里死了人。我一再追问父母，他们也没说清啥是“死”，但我却怪怪地“明白”了“死”。那时的幼小心灵里，死是个巨大的黑洞，老躲在一旁，偷窥我。我明明知道，我一不小心，“死”就会吞下我。记得那时，没人告诉我还有来世。我的家乡没有寺院，没有僧侣，没有信仰，没有书籍，没有六道轮回的传说，乡亲们都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啥都没有了。”这种观点被唯物论者所接受，一些人怕日后“啥都没有了”，就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长大后，我才知道，佛教将这种观点称为“断灭”。
在那种“断灭”的文化圈里，明白了“死”的我拼命哆嗦。没人知道一个孩子的恐惧，没人能排解他灵魂的惶恐。每次问大人，他们总笑我。白天还好过些，繁杂总能填满脑子。一入夜，那“黑洞”就向我逼了来，我不敢入睡，总怕一闭眼，它就会吞了我。即使我在疲惫至极后入梦，也每每被梦中的黑洞吞噬，更被自己的尖叫惊醒，而发觉自己一身的虚汗。
于是，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常常望着被黑暗吞噬的万物胡思乱想。那种没有主题的联想跟我后来放牧时趴在马背上时的想象一样，成为我最早的智慧求索和艺术训练。这种对死神的直观感悟一直伴随至今。一天，一位甘肃作家以为我把他视为对手，我笑道：“你要是这样想，就太看不起我了。我从不将作家当成对手的，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我的对手是死神。”同样，今生里，我也不会将文学上的成功，当成我生命的成功。我明明知道，面对死神，所有文学上的声誉毫无意义。我曾对作家杨显惠说，我对他的成功由衷表示敬意。因为，百年后，雪漠和杨显惠没啥两样，都仅仅是个符号。而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中是否有一种利众精神。你的所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你曾经的存在，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一些。当然，这美好，也包括真，包括善。
因为我明白地看到了死神在窥视我，后来的生涯中，我一直能窥破一些东西。我从不与一些人计较眼前的得失，从不在外物上动心思。我在教委工作了多年，我所在科室管着职称评定，但我一直没有职称——职称是多年后才有的。那时，对职称，我是唾手可得的。但我明明知道，相较于死亡，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很少参加单位每年的评职称述职会。
人的一生里，总该有一种高贵的心灵和姿态，对权力，对金钱，对地位，都应该这样。当满世界都趋之若鹜时，你应该对它淡淡一笑。
因为明白了死亡，我很小就确定好了人生目标。我的素材搜集是从初中开始的。在学校里，我从不去学那些跟我的人生目标无关的科目。我必须做到我今日之所学，一定要成为我明日成功的基石。我不愿浪费生命，不愿像猴子掰苞谷一样，边掰边丢。所以，当我到四十岁时，我已经构建了独特而丰富的知识体系。
但是，无论我怎样的追求，都无法解除面对死神时的意义丧失。为了寻找灵魂的依怙，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为了证悟我所向往的真理，我很早就接触到宗教。当然，有时的“接触”，是不自觉的，我甚至不知道那叫宗教。我长大才明白，我熟悉的凉州贤孝中就渗透了佛道内容。
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吼唱贤孝内容。贤孝对我的影响已融入了血液。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其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如《吕祖买药》的结尾有段唱词，就是佛教智慧的形象表述：
天也空来哟地也空，
唯有日月转西东；
山也空来哟水也空，
山水相连到处通；
朝也空来哟国也空，
紫禁城里不知换过了多少主人公；
父也空来哟子也空，
只不过临危头顶那么三尺青；
母也空来哟女也空，
只不过在亡灵面前假哭几声；
兄也空来哟弟也空，
只不过是前世的仇人转仇人；
夫也空来哟妻也空，
只不过是来世转来生。
我说那珠宝玉器一起空，
金钱财宝一起空，
世人如果知道这个空空意，
何不到碧天洞中去修行。
你看那西天路上一只鹅，
口含灵芝念弥陀，
扁毛都知道这个修行意，
难道人吃五谷还就不念佛……
凉州贤孝中，佛道的界限并不严格，两种宗教常杂糅在一起。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宗教。十八岁时，我才真正地理性地接触宗教。我首先接触了道教，我曾系统地研究和实践过道教丹法，并得到了相应的真传，但我一直没有皈依道教。我跟一些人不同，我不会皈依不能为我解除全部疑惑的理论和教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边读书练笔，一边修炼道法和密法。那年我十八岁，正上武威师范，凉州松涛寺住持吴乃旦就教我一些密法，但那时我并不知道那密法源于香巴噶举。这种修炼的直接结果是，我拥有了一种治疗能力。在武威市双城镇河西小学教书期间，数以百计的病人蜂拥而来，怪的是，经我治疗后，许多人确实神奇地痊愈了。
但求索的我一直无法从道教中找到我向往的真理。随着我智慧的渐增，我发现道教中有许多不究竟之处，进而渐失信心。我开始接触其他宗教，除了基督教、天主教等世界知名宗教外，我还接触了印度耆那教等少为人知的宗教。对耆那教，我至今仍保持着浓浓的敬意。我的接触是了解教理，参照死亡，印证真理。期间，一些教派对异教和异端的屠杀和镇压令我厌恶。我一生向往的，是对所有的生灵都有善意的真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死神。我们不应该成为死神的帮凶。我诅咒所有的屠杀。我认为所有的屠杀都是罪恶。
二十多岁时，佛教再次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参拜了更多的高僧大德，如拉卜楞寺金座活佛贡唐仓等。宗教的智慧光芒，已非我小时候从贤孝中接触的那样模糊了。我已经走出了“迷信”的云雾，进入“智信”的境界。佛教那炫目的灵光已击穿了我的灵魂，我忘我地扑入其中，边研讨它的教理，边实践它的教法。我一边修习，一边研究净土，而后禅宗、南传佛教、律宗、密宗等。对每一宗，我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独有所悟，探其堂奥。三十岁时，我已在佛学沙龙里讲授证果法门，即如何从凡夫起，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进而成就无上正觉。这其中，就有实相大手印的内容。
我真正地了解并接触到“香巴噶举”名相时，已三十二岁。此时，我对佛教显宗的多宗教理，已渐能融会贯通。期间，曾遇许多佛教中人，有居士，有和尚，有活佛，许多人很喜欢我，想收我做弟子，我多学其所长。
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个夏季，我终于契入了光明大手印。那时，我已开始写《大漠祭》，渐入佳境。那时，我在一个偏僻的所在租了房子，与世隔绝。每日除写作几个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用于禅修，心是宁静到了极致。我不仅放下了世事，也放下了文学。那几年间，我正在原武威市教委工作，时任教委主任的蒲龙先生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才能出离若斯。后来的几年间，蒲龙的接任者李宝生也默许我不上班，这种状况延续了差不多十年，直到另一位官员接任李宝生后，我才不得不离开教委，到一所叫东关的小学任教。但很快，我以返还工资的方式买回了我的自由。成为甘肃省专业作家后，更有了无限的自由空间。后隐居岭南的一座靠近原始森林的小镇，继续出离，多闭关清修。说明这些，旨在强调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以禅修之心出离的。
必须提及的是，在契入光明大手印之前，我一向反对将宗教神秘化。那时，我眼中之宗教，是哲学之最高境界。对上师，我视为导师。但到了后来，读者已看到我思想之变化，前后相较，高下如天地。我从此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我忽然从幼小时就缠心的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我热恼顿释，迷闷顿消，心如无云晴空，明广如天，清蓝如海，不起云翳，不生波浪，每有所欲，却无不随缘示现诸种境界。期间虽也有为文坛污染带来的热恼，但我很快就能窥破虚幻，破除执著，趋向宁静之乐。即使在深入生活时，我也不离禅悦，诸显与空性合一，动静一如，心无尘滓。
我三十二岁后的所有作品，都是它们自己从宁静中流出的。所以，从特殊意义上说，我是个不会创作的人，是作品自己从心里流出来的。在我游遍凉州搞社会调查的多年间，我从不拿念珠，诵咒终日，到夜间，却悉知诵咒几万。游遍凉州，阅人无数，却心无挂碍，空明灵澄，出门如上禅座，归家如入禅室，将偌大天地，视为清修道场。后来，十世班 禅大师的一位弟子印证说：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很难修到这种境界。再后来，经上师印证，我契入的，正是香巴噶举之光明大手印。这一切，都源于香巴噶举诸上师的智慧加持。
我终于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常说，我寻找的，不仅是写作的意义，更是生命的意义。我曾对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汤吉夫先生说：“我从来不将文学的成功当成我人生的成功。我之为文，如善人之铺路，如唐东之修桥，仅仅是为众生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我之目的，非出名，非得利，而仅仅是将我之所悟告诉世人，使他们活得更善良一些，更安详一些，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虽然我也愿意进行技术上的宣传，但这仅仅是不想让这世界活埋我思想时的抗争。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你稍一懈怠，就可能被埋得不知去向。而所有作品，只有在被人阅读时，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至今，我实修大手印已近二十年。这是我从凡庸中觉醒的二十年，也是我从僻壤走向全国的二十年，更是我从琐屑的个人化写作变得充满大气和智慧的二十年。近二十年间，卑琐和自私离我远去，博爱和智慧充盈我心，使我能在最功利的机关安身时也能保持一份清醒的高贵。正如美国宗教学者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所说：“在宗教生活的核心，有一种特别的喜悦，这种快乐结局的前景，是从必要的痛苦中开花结果的，带着人类的困难将被衷心接受而克服的允诺。”
多年间，我遇到了无数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人们，他们是游离于主流社会外的群体。他们有着与时下文坛和社会不同的价值标准：有穷其一生闭关清修者，有一步一叩达万里之遥者，有舍命舍财求终极真理者。在他们的感召下，我时而放下文学，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如雪漠文化网和天津市蓟县一中红十字会发起的“西部志愿者爱心读书工程”、“西部文化爱心工程”，抢救那些即将被全球化浪潮淹没的中国民间文化。
在这个群体里，我也许是个“俗物”，因为我还靠文学赢得了一些虚名。而这虚名，跟红尘万物一样，是过眼烟云，了无自性的。同样，我也是一个文坛上的异类，因为我总在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那样，说一些“智者”们心照不宣但绝不会贸然出口的话。但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我的生命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一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明白了这些，你也许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写《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和《西夏的苍狼》，为什么我的作品中会有一些我引以为傲却可能为人所不喜的章节。
我弟弟死时才二十七岁。他留下的所有遗物中，我最珍惜一本日记。他之所记，不过寥寥几篇。我很遗憾他为什么不多写几篇。我相信，等到有一天，当我的肉身已逝时，也许会有人遗憾我为啥没写得更多一些。在河西学院，千名学子在“雪漠我们爱你”的横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姓时，我明明知道，他们所爱的，其实是我的作品所蕴含的利众精神。
《大漠祭》、《猎原》、《西夏咒》等书出版后，我遭遇过许多叫我眼眶湿润的场景。那些读者一定认可我所信奉的精神。他们以认可我的方式向我信仰的大善表达了崇敬。尽管不少人将社会说得黑漆一团，但我的同道告诉我：这世上，总会有一批无法被尘滓污染的干净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像火种一样，终究会燎原的。这世界，也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本书会告诉你，我遇到了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活着跟时下的流行有着怎样的不同。也许，书中所写会对你有所启发。至少，你会看到，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另外一种人文风景。也许你会说，能和那些大德生在这个星球上，真是幸运。
人的一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恶的熏染而发生异化，但你不必因此而自暴自弃。你只要自省向上，终究会战胜贪欲的。傅雷在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题记道：“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你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必须战胜你内在的敌人。”我也曾为贪欲所困，但我最终降伏了贪欲；我也曾为嗔恨所裹，但我终于将嗔恨踩在脚下；我也曾干过许多的傻事，但我终于懂得羞愧自省，并勇于改过。我是个生来就习气很重的人，在我懂事后的三十年中，我总想战胜自己。我总在诛杀和诅咒自己的贪执。在二十多年的宗教观修中，我每天都将自己的色身碎成万段，施舍给没有饭吃的众生。
这所有自省的源泉，便是我遇到了命运中的善知识。
佛陀说过：“世上有两种人值得尊重，一种是不犯错误的人，一种是犯了错误而勇于改正的人。”我的经历也许会成为你的参照，或能给你以借鉴。正如我每每感叹某书对我的巨大影响一样，但愿此书能为你开启一扇窗口，使你看到另一个群体、另一种活法、另一种追求，进而豁然有悟，安详微笑。
确实，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一份高贵，需要一份超然和宁静，需要一份对神圣的敬畏。同时，也需要一份对热闹、喧嚣和功利的淡漠。
这便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