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喜欢学习，还很有志气、有操守，他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所结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简单的人物啊。
当时，王符的老家安定有这样一种不好的风习，那就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和帝、安帝之后盛行流动做官，相当于现在的干部交流。那些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弄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没能做官。这有学问而清高的人，咱们可以谓之雅，而那些逢迎巴结的人，咱们可以谓之俗，雅者往往市场小，而俗者市场大。这恰如现在的文学，纯文学没有市场，而通俗文学甚至是低俗文学市场很大。
王符受大家的白眼和排挤，他的内心自然是很不舒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氛围。前面咱们说过，文人在仕途上得不到出路，往往就会营建一个自己的王国，精神王国。于是，王符就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他还是很注意保护自己的，知道用个马甲来掩护。他的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也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
下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王符的文章，从中感受一下几千年前王符的思想，窥探一下大汉王朝当时的实际状态。
一、《浮侈篇》里的勤俭思想
“原文”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译文”
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把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
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
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
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
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
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
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做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做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
“点评”
王符的文章，读起来很像一把利剑，直指问题要害，很有一点鲁迅的样子。正所谓书生报国笔做枪。王符发些议论，实则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做的事。因为，他的议论，甚至是抨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引经据典，可考可信，不是当不上官，周围的人又看不起，便关起门来胡写一通，随便找个大论坛发发牢骚帖。
在上面这一篇《浮侈篇》里，他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焦点、热点问题进行了点评，像现在的一些时事评论一样，很深刻也很尖锐。文中，他先是对老百姓十有八九都去做投机的生意，而少有人种庄稼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意思是说，都去投机取巧，做买卖（大部分是不务正业、坑蒙拐骗的），没有人种庄稼，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吃什么啊？一个农民种庄稼，百人吃，一个妇女织布，百人穿衣服，这哪里能行啊？人就应该勤劳，勤劳才可以致富。当然，这勤劳，也是要脚踏实地的勤劳才行。像那些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好取土做丸卖之，或做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还有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都是些不正当的行当。在那样的行当里，他们越勤劳，危害就越大。还有，他在文中提出的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的思想，也是很有先进性的。
另外，他还对奢侈浪费的现象进行了抨击。他说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说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做棺。
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杶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檽梓豫樟等木材，那些名贵的木材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简直是劳民伤财啊。
还有那墓，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垒得不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椁。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
现在京师里的贵戚，郡里的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
这些抨击之声，无不彰显着一个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的高尚情操。在当时，他的文章一定是有着很好的教化作用，像鲁迅的文章一样，在暗夜里给人亮起一盏明灯。
二、《实贡篇》里的用人理念
“原文”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政，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译文”
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
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
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史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
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难道是现在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
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
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有）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
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
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
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
“点评”
在这一篇文章中，王符提出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国家在用人上，存在着诸多弊病。古往今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用人是关键性的。用人制度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决定着单位的命运。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
他指出，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朝中没有几个像样的大臣，都是半瓶子醋，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那么，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局面出现呢？
正道行不通！
我们的王符就点到问题的点子上来了。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有问题，导致一些没有才能和品德的人能够戴上乌纱帽，并且还能够步步高升。而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得不到提拔重用，空怀一腔热情和学识，但是没有用武之地。这不但是这些有真本事的人的悲哀，也是那些招聘单位的悲哀啊。
王符还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那些没有才没有德的歪瓜裂枣们可以在仕途上畅通无阻、步步高升呢？原因是他们可以互相推荐，逢迎巴结，把当官当成一种生意来做，你推荐了我当官，我忘不了你，彼此互相搀扶推进，结果都受益。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跑关系、送礼、做形象工程、欺上瞒下上去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给用人单位效力干活？
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肯定有啊。为什么提拔不起来，不予以重用？问题就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王符也说了，办法是有的，就是现在要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不看形象工程，不看汇报材料，假如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开诚布公地列出自己的优势和缺点来嘛。你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失误，用人单位也会酌情接纳你的那些不足。假如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人尽其才，发挥最大作用，于人才，于招聘单位，都是有好处的。国有贤臣就兴旺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三、《爱日篇》里的时间观念
“原文”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馀；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馀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覆，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埶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覆，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译文”
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
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
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
功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
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
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
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
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
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
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
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
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日”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
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
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
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
如果事情有反复，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
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与依仗权势的官吏对讼，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官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
如果事有反复，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
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复，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
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
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
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
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申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
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
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
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
用中等农民做标准算一下，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
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这不值得深思吗？这能不引起深思吗？“点评”
王符对社会诸事的见地，是深刻而尖锐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
他分析说，国家的官员给民断案，解决纠纷，是可以影响农业生产的。
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解决纠纷是需要时间的。你给人家断案，就要提高工作效率，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提速才行。否则，只会影响大家的时间。
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为民着想的举措。
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甚至比神还难见。百姓耽搁劳动时间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屡有发生。
王符在论述中，还引用数字来加以说明。他说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做标准算一下，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
简直是太深刻了！亲，王符的眼睛就是一个探照灯啊。不知道他的文章当时发行得怎么样，如果搁在现在，肯定早已经被各大报纸和网站争相聘为首席评论员了。他的眼光真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有识之士，最终还是没有做官，凄惨而孤苦地老死在家中。这是东汉王朝的损失啊。假如，他能够走入朝廷，将他的思想繁衍在一系列治国政策中，那么，举国上下各项事业应该会有令人瞩目的改观。可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我们的这个愿望，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了。不过，反过来想，这也算是王符个人的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这样的渊博知识和几近苛刻的思想，在他所描述的时代里，指定是一叶小舟，一旦卷进汪洋大海，就会被吞没，各方的打压、排挤、诬陷将会接踵而至。他的思想，是纯粹的，可是，想改变当时的现实，真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
也许，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才是最稳妥的归宿。如今，东汉大思想家王符连同他的思想，永远生活在了历史的恒久时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