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芳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可憎的训导主任，他喜欢在上课的时间，通过各个教室的后门窗户观察学生的动向，心怀期待地寻找沉浸在金庸或者窃窃私语的快乐中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当我们无法拒绝小说或者同桌女生轻言细语的诱惑时，就必须同时提防讲台上的老师，还有后门的那双神出鬼没的眼睛。后来，有勇敢的同学把窗户用报纸封上，那一天大家过得很舒服，报纸不断被老师勒令撕掉，但是不断又被人贴上，老师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们发现训导主任还是能够准确无误的抓住吃零食的可怜鬼，原来，后门的窗户下有个小洞，训导主任的一只眼睛可以顺畅地观察我们。一天课上到一半，训导主任不顾尊严地冲进来，大喊大叫：“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红又肿，因为疼得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个小孔上抹了大剂量效果显著的清凉油。从此，没有人再从后面监视我们了，到现在我还在感激那位机智勇敢的同学。
我估计训导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创的同时意识到两个问题：1．从背后监视学生是不得人心的。2．不要把人逼急了。还有一点，他可能至今还意识不到：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尽管最后一点，当时的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是我朴素地知道我不喜欢被人从背后盯着，即使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当时年纪小，没有能力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社会高度来看，但当我在世纪末的阳光下看到《1984》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这种监视对于人类精神会带来多大的戕害。好在，我们那时候，训导主任还没有“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器，他的那双肉眼还是可以被我们的聪明才智弄肿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一两年，北京有十几所中学在教室后方墙壁上安装了监视器。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查看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上课状况。报道说，一开始，学生不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且学生上课听讲专心多了，没人再搞小动作了。一位律师同志说：“教室和商场一样是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很合理”；一位家长同志说：“只要孩子可以专心学习了，装就装呗”；一位校长同志说：“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教学工作，不是为了监视学生。”更可气的是一位和我当年一样大的高中生说：“从此大家不传条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状况根本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进步，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技术压迫得精神萎缩。《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的稳私权，即使你跟姑娘亲热一下，都很难不被发现。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奥威尔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校长老师们现在以“学习”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的隐私。他们搞了几十年教育，却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管那些孩子成绩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起码我们的学校都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园。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那些老师家长们怎么不好好想想，当你总是意识到自己活在别人眼皮底，还会不会正常思考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越没有自我空间，人就越虚伪越残暴：如果一个民族的花朵们都在这种阴影里成长，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可以想到了。还有那个愚蠢律师的废话，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滑稽之极，商场的监视器本来就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型的生命是应该被爱与美引导，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的。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驯化，没有了我们当年抗争的自觉性，况且，在面对校长40万元的高科技武器时，抗争也是无力的，再说清凉油已经不常见了。最近北京还流行一部电影《杜鲁门的秀》(TrumanShow)，讲的是金·凯利从出生起就被5000架摄像机监视起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他的生活吸引了无数观众，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但他最终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观察时，最终还是摆脱了监视，即使这个游戏的导演诱惑他回到那摄像机下，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这些可以当黑客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头砸烂监视器，即使让你考上哈佛，这种对于生命尊严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