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原名曾庆冠，1922年生于湖北武汉，2002年逝世，所生时代风云变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各种运动，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他一生历尽风雨百折不挠，他的一生就像他的这首诗中的中心意象——一棵经历各种磨难的树，在不同的时间都站在风口浪尖，经受危机的考验。
曾卓 4岁时，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这激发和培养了他内心对弱者的同情，这种正义感伴随他一生。在 1937年，正是民族危亡的年代，他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卓被学校除名，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才 16岁。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用写诗作为斗争的武器，鼓舞人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因其诗作出众，很早就被人称赞为“少年雪莱”。
新中国成立后曾卓担任报社领导工作， 1955年，曾卓被卷入胡风案，度过了两年牢狱生活。中间虽有反复，但困厄居多，后又被下放农村、做勤杂工。在这期间，他也曾经动摇过。但这些时间也让他可以沉静下来思考，思考世事人情，思考政治大势。他和胡风并没有特别多的接触，关系也不密切，却被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入狱坐牢。但按他自己的话说，把他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有冤枉他，因为他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观念也持赞同态度，并且也对他表示过同情。他就是这样一个认同真理，不认同集团派别的人，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就像他诗中那棵树一样。
曾卓一生写的诗并不多，因为在他心目中，写诗是一件神圣的事，越到老年他对写诗越珍重。当被问及写诗的经验时，曾卓说：“我始终坚定地相信一条，就是诗必须要有真诚的感情，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诗是心的歌……我觉得必须要达到感情的某种沸点。要达到这种沸点，诗人必须要有广阔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深切的体会，要不然，写出来的东西就花花草草，虽然写得可能俏皮，但缺乏内在的东西……有怎样的人就会有怎么样的诗，诗与人是统一的，我要说的就是先做好一个人。 ”（陈薇《曾卓先生访谈录》）诗人是要写就伟岸的树的形象，不满足于花花草草的小情调，诗人在创作上所追求的品格也是树的品格。
在 1955年到 1976年的二十多年间，曾卓的写作到目前的发现，只有四十六首，而且这些诗作也是“潜在写作”，是在一个特定的被压制的环境下的写作，是作家在被剥夺公开发表作品权利的情况下的私下创作。这种写作行为之危险，又恰如一棵“悬崖边的树”。不光是处境危险，心境也是高度宁静和私密的，只是自己心灵的记录。曾卓也在自己写的《小传》中说：“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能够发表。 ”（《曾卓文集》第三卷，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第 571页）就是这样一个在“平原尽头”的处境，一个诗人孤独地站在“悬崖”边，吟诵着自己的心曲。
对自己这段时间的心情，曾卓说“在我受难的年间，诗是我的生命，在诗里我找到了寄托，我的许多诗是在监狱里写的，后来虽然不是在监狱里写的，但也是在顶着一顶沉重的帽子的情绪下写的。我完全没想到发表。从诗里面抒发我的感受，我的感情，我的追求，事实上诗已经变成为我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种寄托，而我的复归是以《悬崖边的树》开始的，这是 1979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陈薇《曾卓先生访谈录》）这段叙述似乎说明了什么：这些写作的积累，累积成了《悬崖边的树》。这种孤独是岁月酿就的，它酿成了一种信念，一种气度，一种姿势，这就是一棵傲然挺立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