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2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伪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这时，贺龙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调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动，很是恼怒。
现在，林彪见时机已到，便向李作鹏和吴法宪下了命令。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不仅如此，林彪还通过叶群，策动一个叫宋治国的人来诬告贺龙。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侧，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人独自伏在一张小长桌上书写。不远处，一个同样是军人装束，体态略微臃肿的女人用余光瞟了一眼那个正伏案疾书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诈的微笑。这便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和妄图谋害贺龙的叶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国向警卫人员交代完公务，正准备离去，林彪的老婆、“林办”主任叶群站到了他面前：“宋处长，别急着回去，我们聊聊好吗？”
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机械地被叶群挽着手臂，拉到了西大厅一侧。
过了几天，又一次神秘的谈话后，宋治国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办公室的张秘书，索要纸与毛笔。
“宋处长要练毛笔字吗？”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治国表情十分严肃。
宋治国忙了两天写好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意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马上领会，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叶群还不放心，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写个证明，即《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
宋治国的诬告信，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以下部分内容：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保管着一支精致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时，暗杀毛主席。”
对此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不安……
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
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但也听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
……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千万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林彪经过一番策划，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和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贺龙的原因有二：
一是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重用贺龙而把他挤掉。
二是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与毛泽东接触很多。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起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还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等等。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后，十分紧张。长期以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还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军几位师长陪朱德、彭德怀去洛阳出席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军官会议。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写了一张纸条给贺龙。说，蒋介石是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可吹吹风。这件事，成了林彪长期难以为安的一块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细的贺龙成为他夺权的障碍。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
贺龙当场打开了吴法宪的诬告信。吴法宪在信中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黑线，要篡党夺权。贺龙看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想到吴法宪竟然会无中生有。心里很生气，把信叠起来，问毛泽东：
“主席，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用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沉默无语，陷入痛苦之中。毛泽东看了看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处在痛苦与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在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向出席会议的人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与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等人暗地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征求意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