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这个人看上去粗疏一些，其实对重要事情还是很挂心的。他对林彪一直没有亲近感，不仅是情趣方面，就是思想路线方面也有些不和。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他的感觉更明显了。
四年前，也是9月，贺龙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与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他是个好共事的人，与彭、徐工作很协调。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在当时全党“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贺龙从直觉上讨厌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觉得他有点儿哗众取宠，但，那是得到毛泽东赞许的，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楚的。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经常从自身的认识上找问题，使自己的思想努力跟上去。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观念是：人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他尽力要为军队多做些事情。他很想到部队去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8号，曾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就剩下贺、罗两位元帅为邻。贺龙是个爱热闹的人，性格豪爽，常常约了罗荣桓散步，聊天。加上罗荣桓的身体一直不好，有个像贺龙这样健谈的人和他做伴，也觉得高兴。两人交往多了，彼此知心。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有时夏天去北戴河，这两家人也同坐一列车，在车上说说笑笑，热闹无比。孩子们更是如过节一般。罗点点在回忆录中描写到他们的同车旅行时，特别写到罗荣桓与贺龙两位长者，在孩子们的眼里：
罗荣桓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生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的同情。（参阅《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社）
这两个孩子们眼中的善良的老将，却遇上了林彪的麻烦。
罗荣桓1956年辞去总政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深感对部队情况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时期，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当他和贺龙谈起想下部队去了解情况时，与贺龙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商定，顺着京沪铁路南下，结伴而行。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就来敲罗荣桓所住的车厢的门。罗荣桓一听外面的动静就知道是贺龙。两人不用言语就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人摆上两杯清茶，他俩就一会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一面就聊了起来。说是没有什么主题，谈着谈着就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林彪提倡的所谓“立竿见影”。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比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然不多，却内容深奥，是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罗荣桓是个“政治元帅”，贺龙摆出这些问题，想听听罗荣桓的看法。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他就谈过这个看法。但这次他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而是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要是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也能到《毛选》里找答案？”
贺龙听得哈哈大笑，连说有理，有理。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两位元帅就在轮渡上听许世友和肖望东汇报。
许世友是个炮筒子，不管是谁他都敢说话，有时还要骂上几句。他对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跋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倒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拔出嘴里的大烟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他对许世友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噢！”
罗荣桓对此颇有同感。但他说的更有概括性：“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许世友他们都觉得两位元帅说得对。
贺龙脑子里就一直装着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看看连队的情况到底怎样。一到连里，他们就跑到伙房，然后又到猪圈、菜地兜了一圈，碰到干部、战士就拉住他们，问连里的伙食怎样，生产怎样。他们巡视的结果和战士们说的一样，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两位老帅心里平坦了许多。后来他们又问起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
罗荣桓问连队干部：“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这下可难住指导员。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性子挺急，朝连里干部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
罗荣桓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纠正，直言不讳地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显然，这两位元帅不相信林彪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的那样神通。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铎，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蛟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借用地方的做法，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坐得久了，起来活动一下，接着罗荣桓的话头说：“对嘛，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说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有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要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又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当时因参加汇报的人多，又有当场记录的，所以今天能知之较详。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中国的将领有个好的传统，就是容易接近最普通的群众，对他们的呼声也能听得进去。有时身边的人说什么，他们都愿找群众核实。方中铎汇报中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贺龙说得很认真。过去打仗的时候，他都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和平时期，久住城里，他很看不起那些当了官忘了本的人，说话时常常流露。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一方面春节同乐，一方面了解一下海防情况。说着说着，和谐的气氛被一位领导干部的发言冲淡了。他说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也说：“是啊，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看来部队、部队与当地居民都有些问题需要细心了解，帮助解决。春节刚过，两位元帅就去了莆田、泉州、厦门，后来又去了江西、湖南两省。
不知不觉，一个半月过去了，这对两位元帅的同行在外是难得的。这一路，他们都感到在这紧勒裤带的困难岁月，保持部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干部战士吃不饱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不能回避，也不能靠几句空洞的打气话能解决的，对战士“划类”、扣帽子的做法是有害的。毛主席著作要学习，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老搞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贺龙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能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在这封信里，他没有像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权在握时称病不出，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他们知道林彪这个人难处，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
可1962年又偏偏是个多事的年代。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扭转，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左”成了一面指挥一切的大旗。而此时国际上反华浪潮风云激荡；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这一切都需要军委定笃，事情又多又急。可是聂、贺两个副主席每走一步，除了要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永远是那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将他自己的想法隐藏得很深，于是他们又回头请示毛泽东，一切由毛泽东决定。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林彪是自己从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位置退下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的几个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林彪着实又不痛快起来。按他的意思是最好位子他占着，工作别人做着；他想干时干一下，不想干时就不干。尤其是贺龙，他一直就不喜欢他。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被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而且自己的位置可能要一直被贺龙顶替下去，他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并以此衡量贺龙主持的军委做事的尺寸，从中挑刺。
以后便发生了否定“大比武”的事，首先将“倒”向贺龙一边的罗瑞卿置于死地，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火候，他又开始收拾贺龙了。
1965年11月间，69岁的贺龙在出席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刚回到北京，就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始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那时节，经常有人会遭到批判。
贺龙不想过问，但却躲不开。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便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总参谋部的这位负责人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先不说，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贺龙是很熟悉的。他觉得不但自己熟悉，林彪与罗瑞卿可能更熟，长征时他们都是一方面军的，抗日时都在军政大学。罗瑞卿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忠心耿耿，虽然他的职务也不小，可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像个“大警卫员”似的跟着，忙前忙后，他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呢？贺龙想不出个头绪。那个时候，没有头绪的事情也太多，人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善良的人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形势。
不几天，那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而且坐下来就哭。
贺龙打了一辈子仗，见得惯血却见不得泪，见了大男人哭，尤其是一位将军，心里就有些烦：“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脸上大变，眉头一拧，叫嚷起来：“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
那位负责人低着头，声音里透出无奈：“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真有些火了，这哪是可以担保的事？不过他还是说：“我可以担任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那人还在追问：“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最烦的就是罗里啰嗦，不明不白，干脆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告知会议内容，与会者可以事先有所准备。但这次有些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有告诉。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后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让秘书带上作战地图，以备万一。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知，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着实吃了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他想可能会有麻烦。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
李井泉一说，大家都觉出事情不一般，沉默起来。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道：“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唉声叹气。
第二天开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角，据她讲是代表林彪来揭发罗瑞卿“罪状”的。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很反感。开会回来，他就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头，中间还不断插话。”
薛明知道“老总”一般不在家里谈“公事”，这次主动说起，便好奇地问：“她说什么？”
“说了罗瑞卿好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的第四天傍晚，叶群突然来到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熟人了。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赶紧起身相迎：“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儿，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像往常一样，很是热情，套着近乎。她告诉薛明：“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叶群津津乐道，并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贺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被叶群这一套东拉西扯的话弄糊涂了，不知她心存何意，脑子里琢磨着，嘴里就应付着：“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儿，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一怔，知道叶群打的什么主意了。
那还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薛明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叶群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出于对叶群的关心，薛明动员叶群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薛明将这个意思对叶群说过之后，叶群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之类的话。但薛明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代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薛明是要趁林彪不在害她。薛明被叶群一闹，没了主意，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叶群说的“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薛明对叶群翻出老账，心里很不高兴，就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叶群眼睛盯着薛明，盼着她说些同情的话，可薛明依然如故，心里老大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脸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贺龙对叶群的主动登门有些警惕，他预感这里面包藏什么祸心。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面前也罩上了一层阴影，她想不出叶群还会搞什么名堂。
贺龙自然想得更远一些：“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似乎“病”已痊愈，要来重整河山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层层浓雾遮掩在他的心头。若干次党内斗争的事实告诉他，这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可能已经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朝自己撒过来。他知道，如果真有其事，他无法逃避，无法躲藏。参加革命以来，打仗，对付多么顽固的敌人，他都有办法；可是，所谓“政治斗争”，他永远都是被动的，永远搞不透。想到这些，他心里一片惆怅。按以往的经验，工作是最好的安眠药，只要努力工作会忘掉一切烦恼。他想起不久前毛泽东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先去完成它。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林彪已经念着“政变”经走上前台。林彪搞倒贺龙的初衷没有变，而且心情更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