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会议之后成立的“中央工作小组”，于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42人参加，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罗瑞卿跳楼跌断一条腿后，因为罗瑞卿的所谓“自绝于人民”，以揭发批判为主的那个三月会议也随之升格，即性质变了，原来还带点人民内部矛盾的味道，一下子升级成“敌我矛盾”，罗瑞卿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是叛党。于是从3月22日至4月8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人数也增至95人，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斗争。
虽然外面在批判，但开始的时候，罗瑞卿还住在医院里，郝治平也可以经常去看他，这对两人都是极大的安慰。虽然门口和病房总有人监视，他们的谈话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不过是说些孩子们的情况。
以后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的事：当时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彭真。不久，他们就成了国内头等大敌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的前两位。彭真当时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郝治平并不知道，还去找他，问道：“瑞卿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彭真说什么呢？只好安慰几句，让她不要着急。他对下面的人说：“你们收东西，把孩子们的东西收起来干什么？还给他们。”
4月里，郝治平还是隔一天到医院里去看罗瑞卿一次。4月3日是他们结婚的纪念日。郝治平没有按照隔一天去一次的常规，而是2日、3日连着去了两次。4月3日临去时，她从院子里采了两枝丁香花，又摘了两朵海棠花，悄悄装在口袋里，进了病房，她把花送到罗瑞卿手中，罗瑞卿看着怒放的花朵，嗅着它的清香，神色颇为激动：“你还记得啊……”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对罗瑞卿的审查结论。结论中，虽然仍是一口一个“同志”，紧接着又是一口一个“胡说”，谁都知道，一个一天到晚“胡说”的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反对“林彪同志”的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敌人了。他们罗列的罪名也证实了这一点，诸如：
“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罪名，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这样的人是“同志”？显然不是。
这个“同志”的装饰的字眼，只是表露在形式上，罗瑞卿还没有在“中央委员”中被除名，因为“中央委员”里都应该是“同志”。
5月里，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叫罗瑞卿“同志”了。
在毛泽东以极大注意力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同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刻，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案被制造出来，给予毛泽东的震动是巨大的。据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12月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毛泽东“左”倾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结果，导致对党内上层疑神疑鬼，也给那些真正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阴谋诡计的机会。林彪顺水推舟，推波助澜，把“左”倾错误极端推进，他煞有介事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彭、罗、陆、杨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历史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之后，最终地踏上了十年的动乱之途。林彪结党营私变得更加疯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