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在军中呆过的人，对“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这些名词不会陌生。而这些名词的流行跟林彪有关，有些是他直接提出的，有些是源于群众被他“发扬光大”的。
所谓“四个第一”，就是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而后，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四个第一”被说成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所谓“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说：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林彪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的时候，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尽管他怕光、怕风、又怕冷而深居简出，但对外面的世界并不漠然，他时刻关注着军队的风向，留心着毛泽东的意向。在林彪的鼓吹下，全军大搞“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当然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也是上述标准。
林彪对全军大练兵运动不喜欢，开始表现的是冷漠，但随着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也由冷漠变成了反对。这场群众性的练兵比武运动，在他的反对之中被扼杀了。积极组织推广这场运动的当时的全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成了林彪斗争的对象。
熟悉军史的人们知道，罗瑞卿本是林彪的老部下。长征时，林彪任红一军团长，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延安时期，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担任教育长、副校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被免除职务，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也被错误地拉下马，空下了总参谋长的位置。林彪对罗瑞卿的才干、魄力和精力非常清楚，深知其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所以，他提议罗瑞卿从公安部门调回军队，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打共和国成立之时起，罗瑞卿就担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到60年代，他更是一身数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等。
林彪期待着罗瑞卿会感恩戴德，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为此，林彪和叶群可谓煞费苦心，对罗瑞卿又打又拉，希望罗瑞卿入伙。但一直希望自己是“洛水清”的罗瑞卿不为所动。（他利用多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大警卫员”的便利条件，经常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同时，他与其他元帅的关系也很密切。林彪把这些都看作是倨傲不恭，后悔当初用错了人，担心已经到手的权力会悄悄的滑脱。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怨恨日益加深。利用大练兵整罗瑞卿，就是林彪“倒罗”的开始。）
林彪很快有了感觉。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工作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发言中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这个会上，林彪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替他准备的。作为林办主任的叶群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罗瑞卿经过一番考虑，字斟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罗瑞卿好心好意告诉叶群，毛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如此，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罗瑞卿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罗瑞卿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罗瑞卿马上照办了。
过了不久，毛泽东又将罗瑞卿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问：“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毛泽东还补充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要罗瑞卿回北京以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好好学习。
——毛泽东这种提问方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在反“反冒进”的会议上，就向周恩来提问这个几乎一样的问题：“你讲不讲得出来？”只不过那时讲话的不是林彪，而是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其实那次提问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一种批评，这次对罗瑞卿也是这个意思。
1964年底，在林彪的授意下，叶群和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等来到广州军区某团一连蹲点。蹲点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专门调查搜集大练兵运动中的问题，为林彪全面否定大练兵运动提供“炮弹”。有了意图就不难找到证据——任何一个运动都不可能不出现局部的偏差，以偏概全是极容易办到的。叶群等人伸长鼻子，瞪大眼睛，收获大大的。
于是，在他们写给广州军区和总政党委的两份报告中，便出现了许多惊人的“数字”与“事实”：
我们在某团一连蹲点过程中，了解和研究了他们三个“尖子”班的情况，这三个“尖子”班成立以来对于部队的训练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这三个“尖子”班的情况看来，无论在“尖子”班的树立和培养方法方面，“尖子”班内部的政治思想状况方面，以及“尖子”班和普通班的关系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据我们了解，一连“尖子”班的问题，在这个团还不是最突出的，还是比较一般的，究竟怎样树立和培养“尖子”，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一连的情况看，用拼凑“尖子”的办法来树立“尖子”是不成功的，用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的方法来培养“尖子”是一定要出问题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军委和总政的指示精神的，这是两个冒尖，即：技术冒尖，问题也冒尖。
他们为一连尖子班罗列了十大问题，并声言，有些问题正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他们调查的情况细之又细。比如第八条：歪风邪气，庸俗下流。说这三个“尖子”班，一年来外出表演都很多，一班外出112天，三班外出33天，九班外出123天。在外面的政治思想工作没人做，外界影响又大，歪风邪气就发展起来了。九班谈论女人成风，战士们经常在一起乱议论。看电影或书报上有一些反面人物，回来就模仿他们说话。三班每个战士都有外号，如庞队长、地瓜、小迷糊，等等。班长刘升有绸衬衣两件，棉鞋两双，不分冬夏都要擦香脂香膏，在班里向战士介绍恋爱经验，偷看恋爱信，吸烟的时候朝天吐烟圈……
第二份报告又列了12条“罪状”，其范围已不是“尖子班”和一连了，而是全军“整个当前军事训练”。他们论及其“后果”：挤掉其他工作，军训残缺不全；拼命蛮干，增加事故；恶化官兵关系，增加军政矛盾；出现弄虚作假、败坏部队作风。据了解，一连的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该团其他连队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结果是正常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四个第一受到冲击，甚至败坏了部队作风。目前有些部队政治空气不浓厚，文化生活不开展，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1、2、3（单杠）、扣一条线（队列），（作者注：扣应为抠）而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党的大事，搞不清当前军内外进行着那些阶级斗争。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只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即使从他们罗列的“罪状”中，人们也不难看出其小题大做的把戏，更别说这些所谓事实本身就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了。
其实，大练兵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确存在着某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许多已由军委领导人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多次提出，并在采取措施进行纠正。比如罗瑞卿在1964年7月27日，就廖初江所在连队训练中弄虚作假问题做出过批示：“廖初江所在连队，军事训练不过硬，作风上这样不健康，公然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证明对毛泽东著作并没有真正学好，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挂了帅，请沈阳军区整顿此事。廖初江也不能总是不在家，外出作报告要有一个限度。”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是当时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
这三个典型人物的推出，与林彪有着直接关系。
1964年5月1日，根据林彪指示，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5月6日，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推广廖、丰、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的指示，指示说：林彪元帅最近号召全军，要像军事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样，在政治方面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来推动全军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指示概括了他们的主要经验：一、对毛主席著作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二、为革命而学，自觉性高，责任心强，决心大，有毅力；三、带着问题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用什么就学什么，运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四、边学边用，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读书时，精读多想，把自己“摆进去”，认真地对照检查，严格要求，身体力行，自觉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五、反复用。他们决心“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学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对许多文章、基本观点和语录反复学了几十遍，领会越来越深，效果越来越好。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林彪元帅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所有干部、战士和院校学员都是适用的。
应该说，林彪在看准了的工作方针上，是不遗余力的，有当年打仗那股狠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与当年指挥打仗不同的是，那时他要一门心思弄清敌人的意图、兵力，所谓“知己知彼”；现在，他除了要弄清对手的情况以外，他最为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情况——即毛泽东对事情的态度。
而且，林彪关心的是毛泽东重视的“大方向”。毫无疑问，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不会放松对军事训练的要求，他对大练兵、大比武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但像对风、对光、对冷都十分敏感的林彪，早已从毛泽东历来的思想中觉察到毛泽东是要抓政治的，他高歌的“政治第一”，可以说是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他曾交代工作人员要注意打听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是打听毛泽东是读什么书。说林彪会窥测方向，进行政治投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他的阴谋心迹有时也会表露出来。1970年，当他走到事业的顶峰时，5月1日，在总政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他得意地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习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林彪煞费苦心，将政治学习中的条条框框，总结了又总结，归纳了又归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法则，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等之后，又于1965年11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又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潮中，大练兵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但政治本身并不是林彪的终极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排斥异己、抬高自己。
对于林彪对大练兵运动的非难，罗瑞卿接受不了。同样，对林彪用突出政治即突出毛泽东思想来压人整人，罗瑞卿也没有被吓倒。他凭着自己的胆识和自信抗击着。1965年1月15日，即林彪非难大练兵运动的讲话刚刚发出，罗瑞卿就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讲：对于林总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回去以后写信来。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罗瑞卿又说：去年军事训练尽管有些缺点错误，有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蛮干，这些方面是要纠正的。但是，总的来讲，成绩还是主要的。去年练兵，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法是正确的，这种教学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军事训练中的缺点和错误是苗头，不要把有些地方冲击了政治，看成什么地方都冲击了，已经冲垮了。对比武也要这样看，比武中虽然有一些毛病，但是成绩也要肯定，它对军事训练起了推动作用，也的确出了不少好人好事，这有大量的证据。比武的内容，绝大部分没有离开军委的指示和军事训练的方法和原则，首先是近战夜战，是200米内的硬功夫，是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这些都是打仗用得着的。去年的练兵确实有一个群众性的热潮，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带来的副作用不可缩小，也不可夸大，不要把什么都推在比武上面，有些毛病不比武也会发生的。
罗瑞卿是聪明的，他知道针尖对麦芒地对抗林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他试图用林彪自己说过的话，来“曲折迂回”地维护“大练兵”。4月3日，罗瑞卿在对某军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说：有人说，既然讲去年发生了军事冲击政治的苗头，是不是否定了去年工作的成绩？没有，林彪同志对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也作了足够的估计的。不久以前，我向林彪同志汇报工作时，他说，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至少有四好：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去年全军大比武，有些弄虚作假，锦标主义现象，这是缺点。但是，林彪同志提出比武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在不同的场合和各种下发的指示中，罗瑞卿仍在坚持：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搞好军事训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对整理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罗瑞卿作了八处重要修正才上报下发。针对林彪反复说的“突出政治”，罗瑞卿批改道：什么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空头政治不能算突出政治。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林彪指责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赶快刹住这股风的讲话，罗瑞卿说：十几年才比了一次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在林彪的讲话中有“军事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字样，罗瑞卿加注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彪要求把军事训练压一下，要突出政治。罗瑞卿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林彪讲，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打起仗来往后跑，即使军事上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说，一方面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罗瑞卿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抬高和曲解，罗瑞卿毫不掩饰地说着心里话。比如：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林彪提出毛主席的书是全军最高指示，罗瑞卿当面对林彪讲，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这些话简直使林彪忍无可忍。他大骂罗瑞卿太狂妄。
罗瑞卿之所以这样说，其实许多老将帅都有同感，只是多数人没有与林彪直接对话。他们在不同场合也表露过自己的心声。1965年1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1964年的工作，讨论1965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双方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在总结1964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等的调查报告，又听了各种议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比武中出现一些缺点，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对方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