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宝鸡杨斌赵解放
中华传统诗词经历了几个无比辉煌的历史时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但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我国封建体制的消亡，中华传统诗词也被摆上了历史批判的砧板，经历着不断的审视、敲打和錾磨。但中华传统诗词许多地方尽管已是锈迹斑斑，却有着不屈的性恪和再生的功能。因此，它虽然产生于旧时代，却不做旧时代的殉葬品，期待着在新时代的烈火中涅槃。
现实就是这样一座巍岸的燃着烈火的烘炉，众多探讨者、研究者、批判者就是给烘炉添薪加炭手。而丁芒先生则是这众多添薪手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传统诗词“消亡论”者虽然还有一丁点市场，却早已不足为道。“继承和发展”已是传统诗词前途论争中的主流，尽管是以继承为主还是以发展为主，在方法尺度上的分歧还相当大，也不掩主流的深阔。丁芒先生的诗论，体裁宏大，论说经典，几百万字的宏著，正是这“继承和发展”主题的有力奠基和支撑者之一。我们身处基层，在实践中做一些创作和组织工作，对诗词理论涉足很浅，缺少能力对丁芒先生的整体理论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和探析，只能就实际感受对丁老的“三论”谈一点粗浅的想法，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素材吧。
丁芒先生生提出：克服当前危机以救赎新诗的方法是新诗的民族化道路；摆脱困扰以解放旧诗的途径则是旧诗的现代化方向，而二者实现的关键则是中华诗词的大众化。从多年的实践体会，我们认为这真是鞭辟入里的论断，也只有像丁芒先生这样，在新诗和旧诗方面都卓有成就的“两栖诗人”，作这样的论断才最有说服力。
民族化、现代化、大众化的“三化”诗论，虽然分别是针对新诗和旧诗说的，但我们以为这同时也是中华诗词通过“继承和发展”，产生新的诗词形式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上世纪初传到中国的新诗是个泊来品，近百年的实践证明，它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要改革。传统诗词是一种旧的文化形式，在新时代它要焕发新的生命力，也必须进行改革。新旧诗的改革就是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最后达到融合统一，产生新的中华诗词的过程。这里需要的就是“民族化，现代化和大众化”。
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如何坚持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中国近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外特别是欧美的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大量涌入。一些人以此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以欧美为榜样，而普世价值、西方道路，就是开辟新纪元的最佳选择。孰不料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几年时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就大大提高，中国的发展道路成为举世瞩目的研究对象。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成就！是既有三千年铺垫和沉淀又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特色文化适时地产生爆发力的结果。这个特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任何东西要在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又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缺少了民族化，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中华诗词在改革中的民族化如何来体现呢？根据几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最起码要坚持四点：
一是要坚持传统诗词的韵律。
是否押韵是诗和文最重要的区别点。押韵固然还有韵文一说，但不押韵的排列句，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具有民族特点的“诗”。这也是从《诗经》到元曲一个不变的通则。诗韵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有韵才能朗朗上口，才有阴阳顿错，才便于接续，便于记忆，这些都在历史上经过了反复的证明。汉语有四声平仄，平仄归属于各个不同的韵。韵为经，平仄为纬，织素乃成。某种程度上，韵律是中华诗词乃至民歌民谣的生命线。所以诗词的民族化，韵律为首选。
二是要坚持诗的风、雅、颂、比、兴、赋“六义”。
风、雅、颂是诗的体例。“风”就是最活泼的社会现象，它还承载着两个具体职能：一个是男女之情，即有风流之意，“关关雎鸠”是为明证；一个是讽刺、讽劝，“风者讽也”，“硕鼠”是其明证。在用诗描绘各种社会现象中、爱情固然是永恒主题，但讽刺、讽劝、鞭挞也必不可少。“雅”为正，相当于戏中“正剧”。高雅、儒雅者皆是，这是诗体的主流。“颂”即为赞颂，颂扬并不低俗，社会上需要赞颂的东西很多。先烈、志士仁人要赞颂；见义勇为者要赞颂；英雄模范也要赞颂。以颂来宏扬正气，正气才能占据社会要津。丁老所创作的自由曲中有“四歌十四颂十四风”，为其代表作，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一个英雄倍出的时代，没有颂，何以表达人民心声。比、兴、赋是中华传统诗词最基本的写作手法。世界各民族的诗都有自己的比、兴、赋形式，而中华诗词的比、兴、赋最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固然比、兴、赋不一定用于每一首诗，但比、兴、赋在诗中却最具艺术特色。
三是要坚持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中华诗词是由歌唱而来的，出身就决定了它中调合拍的特性。后来的诗词虽然脱离了歌唱，但汉语声调赋于它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依然存在。欣赏、吟诵一首好的诗词，它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悠然而生，给人以生动、鲜活的感觉。历经各个时代的诗、词、曲，体裁有变化，形式越来越丰富，但音乐性和节奏感不变，声朗朗而音锵锵是其内在特色。
四是要坚持诗的语言文字特性。诗的遣词用语与文章的不同，与口语的也不同，自成诗言诗语。它在语法中主、谓、宾、状的词语运用上，有自己的特殊结构。可以交错调整，可以名词并列，可以跳跃，可以飘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都不能用普通的语法来解读。词曲虽然不拒绝口语，也最接近口语，但从整体讲，与口语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诗言诗语是组成中华传统诗词的”零部件”，没有“正宗”的零部件，就组装不出“正宗”的产品。
裴多菲的“自由和爱情”诗，当年有诸多翻译者，为什么唯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中国流传最广，人们记忆最深？唯一的解释就是被民族化了。这一首翻译诗的表现手法确实体现了中华诗词的民族化特点，没有押韵，它达不到现在这个效果，没有比较，它的效果不会强烈，而它的诗言诗语和节奏感更给人以镌刻般的记忆。对比裴多菲的原诗：“生命、爱情\这二者是我最可宝贵的\为了爱情\我可以舍弃生命\而为了自由\我也可以不要爱情。”思想意义是一样的，而像这样叙述出来，显而易见远不如具有中华诗词特色的那四句给人以震撼和亲切。以上关于民族化的四点，应该是中华诗词长卷中的“公约数”，是中华传统诗词数千年生命力的基本元素。也许还可以再总结一些，但舍此，我们认为所谓民族化就会黯然失色。
民族化的这四点也贯穿于我们学会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我学会成立二十多年，会员300多人，80%是老同志近两年入会的有百十人。过去新老会员中都有一些对诗词基本知识较欠缺的同志。有的不注意押韵，或平仄通押；有的不讲技巧，直来直去；有的纯粹组合新闻报道或口语成诗，有诗形无诗味。我们就在培训中或各种场合强调这四点，不讲格律还可以古风、竹枝词对待。而这几点都不讲，就不成其为诗了。当然我们也注意近体诗和词曲格律的培训，作为提高的途径。而事实上虽经多次培训，去年我们还专门出了一本“传统诗词曲韵谱举要”收入了四种韵、四种谱，以普及格律知识。但部分会员由于年龄大或其它原因，有的钻不进，有的不愿钻，所以还是能写古风的多，能熟练掌握格律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认为以这四点作为民族化的基本属性，还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强调中华诗词的现代化方向，我们认为也是抓住命脉，击中要害的。文化要适应时代，这是一个常识，中华诗词在其发展长河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时时都在适应时代而变化。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风骚体到古体、到近体、到词曲，都经过了或增砖添瓦或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当今时代与封建王朝时代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到语言习惯都有了质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华诗词如果像极少数诗友所说，继续保持古色古香古貌，还会有什么前途可言。因此丁老提出的现代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从多年实践看，中华诗词的现代化也应该有四个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