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
有一本书叫《三朝要典》，其中所谓的三朝其实只有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加上泰昌、天启两朝，而天启朝实际上也不完整，也只有开始的几年。明人的计数方法习惯采用虚数，在他们说有明三百年来的时候，实际明朝还不到二百五十年。三朝要点也是这个时间的事情，要点当然不是要典，而是几件重要的事情。头一件事情就是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就是端午节的前一天，有一个中年男子拎着一根枣木棍子，从东华门进入皇城，窜到了慈庆宫前，打伤了守门的老内侍李鉴，直扑向前殿檐下，但是很快就被韩本用等几个内侍摁住了，当即交由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收监。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太子朱常洛马上就派韩本用向皇帝奏报。朱翊钧懒是懒，可他很聪明，很敏感的觉得，这事不大，可是闹起来可能有麻烦，就跑去翊坤宫找王皇后商量。皇后说，皇上你跑到老妇（王皇后的自谦，这里的打趣的意思）这里干什么来啦？朱翊钧就把事情跟她说了。皇后可是个厉害的角色。首先这事情皇帝专门跑来问，不能不回答，而且回答了还不能是不解决问题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后宫是不能干政，这关乎政治，皇后还不能乱出主意。这是很为难的事情，但是王皇后不为难，说这是关于哥儿（宫里的长辈对皇子称呼）的事情，那得问问哥儿的意见啊，把皮球踢给朱常洛了。朱常洛来了以后，也知道这里面的关键，立刻表明了态度，这事情不要扩大化，就在这个人身上解决就行了。
当天，巡视御史刘廷元就审结此案。这个冲进宫里打人的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以卖柴禾给当地的内监为生。因为有人假冒内监之名想强买柴禾，张差不肯。第二天柴禾被烧，张差觉得这就是那两个想强买的人干的，一定跟内监有关，就去内监投诉，结果被斥责出门。张差本人犯有癫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一时不忿，就跑到京师，冲进宫里打人。按《大明律例》在宫殿内射箭、放弹、扔砖石伤人的处秋决（死刑，缓期到秋后处决），这是冲着太子去的，当然跟伤一般人不同，罪加一等，判处决不待时，就是马上处斩。
真可谓案情明白，有理、有据、有节，如果这样结束案子，那就真没什么事情了。张差其实挺冤的，他其实只到了慈庆宫的第一道门徽音门，连第二道门麟趾门都没进去，过了麟趾门还有一条很长的甬道，才是慈庆门，慈庆门后面才是慈庆宫大殿。张差很可能是连慈庆宫长什么样还没看到就被逮住了，更不要说见到或者打到皇太子了。但是放到古代，皇宫也不是平民百姓想去就去的地方，判处死刑也还说的过去。那皇帝这一家几个担心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一看就知道很可能是谁干的，又为什么这么干，关键的问题不是案子的本身，而是案子关系到太子。从争国本开始，朝廷就有很多“正直”的大臣，只要是关乎太子的事情，他们就崩了一根神经，但凡有机会，就会一窝蜂的跳出来维护太子的“正义”。
死刑是要由大理寺复核，大理寺的提牢主事王之寀觉得张差年青力壮，根本不是什么癫病，就秘密提审了张差。张差开始不肯说，不说王之寀就不给饭吃，张差大概不知道自己是死刑犯，不然不会在乎饿一两顿饭，于是都招了。张差供称，是以往买他柴禾的内监庞保的带他来京城，住在另一个太监叫刘成的一座大宅子里，给他饭吃，然后给他棍子，让他“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能打了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小爷就是太子。刘成领差从后宰门进到内城，从内城的北面领到东南角的东华门，路过了几乎所有内宫二十四监的所在地，又跟他说：“汝打了，我力能救汝。”犯了事有人救他，即没有危险，又有好处，张差当然就干了，然后就被逮住了。王之寀针对案情提出疑问以后，朝臣闹起来了，有的说，皇宫那么复杂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带路指引，一个有癫病的人，怎么可能认得去太子所住的慈庆宫呢？其实，慈庆宫没那么复杂，东华门外就是筒子河，虽然是皇城以内，也不是十分禁止老百姓出入的。冬天河面结冰的时候，寻常百姓常在这儿活动，溜冰放风筝什么的【1】。进了东华门，就已经可以远远望见慈庆宫了，只要过了文华殿后面的金水桥就是，还真就是可能被误打撞的地方。
于是，刑部上奏请求重新审理此案，案审的司官（不是陪审团，而是堂官）阵容非常强大，一共有十八个人。这十八人中只有胡士相、绍兴人陆梦龙、嘉兴人岳骏声是浙党。王之寀因为提牢发现案情疑点，列名会审，陕西人，跟东林党走得比较近，属于正直的大臣。其它人如果不是因为张差，可能在史书上很可能不会提到的人物。案情的审问，确定张差不是疯癫，没人带路也真的进不了内宫，张差也当堂指认了庞保和刘成。这两个是什么人？郑贵妃宫里的内侍。那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指使的呢？这两个人肯定是不会认的。有可能就是郑贵妃让他们这么干的。还有一种可能，郑贵妃本身不知情，是他手下的人自作主张唆使张差干的。反正案情到这个地步，已足以证明郑贵妃难逃干系。
太子已经立了十几年，郑贵妃一伙这么干有动机吗？有。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一定有想立福王朱常洵的想法，但是郑贵妃与福王是肯定有想法的，太子立了以后，福王就一直不去洛阳之国。朱常洵的婚礼就比其它的皇子要铺张得多，到了之国的时候又开始各种讨价还价，先是要盖王宫，极尽奢华。张居正当国十年，国库才有四百万两银子的节存，到福王之国的时候国库早就没钱了，盖他的王宫还是花了四十万两白银。有了王宫可以之国了吧，不行，还要封地，开价就要四万顷，仿潞王例。潞王的四万顷原来是景王（隆庆的弟弟，朱翊钧的叔叔）的封地，那时候土地没有清丈，还有闲地余田可拨，景王无子废封，就便宜了潞王，就四万顷就封给了潞王。到福王这儿要四万顷，那是真的弄不出来这么多。就算是真有地，也不能这么给，朱翊钧还有三个儿子，一样的亲王，瑞王、惠王、桂王，那是不是每个也还要给四万顷？最后谈判的结果，给两万顷。该走了吧，没有，说要给奶奶过了生日再走。奶奶就是李太后，借口找到她头上，老太太不高兴了，过生日又不是过了这次没下次，年年过生日那你年年都不用走了，呆在京师吵吵闹闹，是非不断，没完没了的，你滚蛋。朱常洵只好滚蛋了。这表示，斗了这么些年，朱常洵再没有机会跟朱常洛争太子之位了。郑贵妃一伙好不甘心是可以想见的，怎么也得弄朱常洛一下子。梃击案跟以前的与皇帝密约压在神像底下，《闺范图说》把自己的事迹加进去，都是一个路数，直奔目的而去的，很难说不是郑贵妃的主意。
既然是郑贵妃有关系，那郑贵妃就得出来承担责任了。郑贵妃被逼到这份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了。恰巧她的哥哥郑国泰又出一个昏招，派自己的仆人郑鳌向几个司官行贿，希望压一压张差案。这案子其实只审到指使张差的人是庞保、刘成，这两个人也没承认是郑贵妃主谋，郑国泰此举，妥妥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郑国泰又一次因为妹妹郑贵妃的事情获罪，直到后来天启年魏忠贤写《三朝要典》颠倒黑白的时候，才允许郑国泰的儿子郑养性回京。现在，郑贵妃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找皇帝朱翊钧哭诉。朱翊钧说事情闹成这样子，他也始料未及，外朝的这些大臣，那真不是能劝得动的。事关太子，他只好让郑贵妃去求******着说话了。郑贵妃就又跑去跟太子朱常洛哭诉，跪着求他。按正常的礼制，太子虽然天下老二，见了郑贵妃，那是要行一叩四拜礼，因为她是皇贵妃，相当于太子的母亲。所以郑贵妃跪求，太子也跪，两个人就面对面的跪来跪去。太子答应帮忙平息这事情。
然后，朱翊钧就召见群臣，解决这事情。很难得，朱翊钧已经猫在宫里二十五年没出来了，跟大臣的联系全靠奏疏，而且就算是奏疏也极少批示，只有极少数的大臣见过皇帝，然而这一次，他召集了几乎所有有关的人。大臣们集中在文华门，再领到慈宁宫门前。慈宁宫原来是李太后的居所，老太太赶走了朱常洵，还真就只过了最后一次生日就升天了，这会儿连祭祀她的香案还没撤呢。
召见群臣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相信我，马屁真不是千穿万穿没有不穿的时候，尤其是领导二十五年没出来训话，突然想训话的时候。朱翊钧刚想开口说话，站在后面有个人突然冒出来，说“皇上慈爱”啥啥的。朱翊钧很奇怪，你谁啊？旁边的太监赶紧告诉他，这个人是御史刘光复。刘光复还没完哪，还在说。朱翊钧大声连骂了几回，刘光复任没听到，继续说。朱翊钧顿时怒起，叫左右拿将下去，等候处理。平心而论，这时候朱翊钧其实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劝得住这些臣僚。刚好刘光复这个傻冒冲出来，倒给他一个借此发威的机会。
接着，朱翊钧明确给案情定性，张差就是一个疯子，跑到宫里来胡搞瞎搞一通，当场把十几位司官的案审给否决了。皇帝都这么说了，大臣当然不敢说不，首辅张从哲趁机建议重新举行荒废了多年的太子出阁讲学。朱翊钧说这等大事还用你们说吗？最近是因为朕老妈的丧期，还指着自己的袍带问，你们看朕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孝服嘛）？张从哲只能，对对对，皇上仁爱，太子讲学的时候，是不是连皇长孙也一起啊。朱翊钧倒是机灵，说皇长孙还是等册立以后吧。然后朱翊钧举着太子的手说，你们都看见了，儿子长这么大了，怎么说朕不加爱护？你们有这样的儿子，会不爱惜吗？“然后他也让太子说几句。朱常洛这时候，可以有好几种表现，或者诉苦以博取更多的同情心，或者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但是他都没有，而是很郑重的批评这些大臣：“你们也是有父母的，忍心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让我成为不孝之人吗？今天的事情，只在庞保、刘成、张差这三个人处决了，到此为止。”朱常洛表现的很到位。首先，这事情本来就是要尽早结束的事情，现在已经皇帝老子也重视他了，郑贵妃也求他了，那是面子也有了，里子也有了，又何必多生事端。而且太子这几句话，紧紧扣住了“孝道”。老子既然爱了，儿子当然不能不孝。其次，他完全是按照老爹朱翊钧的意思，不把事太扩大化。这不仅是稳住了老头子的心，也是进一步稳住了自己太子的地位。也确实是，这之前还有风吹草动，什么太子之位不稳，妖书案什么的，这件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关于太子之位的风言风语了。其实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直到此时，才可以说真正的尘埃落定。
这一次朝会，朱常洛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场。这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三儿子朱由楫，之后长到八岁就死了。第五女朱微妍，后来的宁德公主，下嫁刘有福。其中第二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还有前面四个女儿都是生出来就死了。与会年纪最小的，是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朱由检。这个时候，他才刚刚四周岁半（虚六岁）。就在梃击案的前一年，他的亲生母亲刘氏因为一件小事惹恼了朱常洛，被打发到冷宫，最后在冷宫里忧郁而死。等到朱常后来后悔的时候，又怕皇帝朱翊钧知道，告诫慈庆宫的家人都不许说，悄悄的把刘氏埋葬在西山申懿王朱祐楷墓的附近。朱由检这个时候，是由朱翊钧指定朱常洛的另一个选侍李氏——也就是后来移宫案的那个西李抚养。
【1】《旧京遗事》明·史玄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