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称赞孔子，说他圣之时者也。什么是时？一是适时，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二是中行，做事要恰如其分。
孔子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什么样的年龄有什么样的作为。孟子称孔子“圣之时者”，就是称誉孔子能够随着时机的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做任何事都能够恰如其分。这是一个人高度智慧和修养的体现。
孔子说，管理一个国家要“使民以时”，让老百姓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有一次，孔子带领弟子经过一个山时，看到几只山鸡，“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论语·乡党》）人的脸色稍有变化，山鸡就飞走，在天空盘旋一阵后，再聚到一起。“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山鸡都懂得时宜，该飞就飞，该停就停，能够判断时机，人更应依时而动。
孔子坚持做人做事要守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要求自己做到：不凭空猜测，不坚持己见（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要有宽容的胸怀接纳别人的建议），不顽固不拘泥，不自我膨胀。
当然，孔子也有固执的一面，但在实践上，更讲变通，以“通权达变”为原则。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就挂冠而去，带着学生周游列国。
一片树叶虽小，若是放到眼上，也可能掩蔽阳光；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越高，越容易隐入自我中心困局。因为人所见的一切，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同时形成了看似很合理的系统，看起来无懈可击。孔子是天资极高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局，杜绝了上述四种毛病，在修养上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被孟子推之为圣之时者，就在于他不陷于自我的执著，随着时机的变化而调整观念和行为。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有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说，找不到行为中庸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志向高远的人奋发向上，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
狷和狂，一个有所不为，一个有所为。一个消极，一个积极。不要做不好的事和水准不高的事，要做应该做的事和标准高的事。两个配合起来，当狂则狂，当狷则狷，那就是中行了。孟子称赞孔子，说他圣之时者也，时就是中行，代表孔子的表现总是恰如其分。
林放问礼。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一般的礼与其铺张浪费，不如朴素节俭；至于办丧事，与其礼仪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这代表礼的本质在于内心情感是否真诚，而不在外在那些形式。由此可以看到，做事不但要适时，还要适实，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分追求形式。
曾子被父亲猛打而不反抗，孔子很生曾子的气，所以，当曾子来见孔子时，孔子就是不理他。为什么？因为，孔子认为，如果自己不知逃走，而被父亲打死，那才是最大的不孝。孔子生气，对曾子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说，孔子生气也是适时的。亚里士多德说：“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能不能适可而止，这种修养是很难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有时因为对现实失望，想移民到淮夷之地去，有时甚至想到海外定居。孔子“时”的理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孔子一个学生叫闵子骞鲁国大夫季氏想请他当个县长之类的官。闵子骞对传信的人说：“你好好替我推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跑出鲁国边界了。”他为什么拒绝做官，因为季氏实在不是一位好领导，在他手下当官，你可能放弃原则而迁就他。
看来，孔子和柳下惠虽然一个权达，一个随和，但他们却都是非常坚持原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