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笔贴楼（四）解惑
不知道在这房间呆了多少天，把这本书翻看了多少次，在纸上写了多少文章。批语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四个学子总算是把马克思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关系、商品、价值以及经济规律弄清楚了，
今天，原本旁边紧锁的门终于打开了。
四个学子走进新房间，发现里面的书比外面的多多了。外面只有一本，这里有六本
许根成好奇拿起一本书，念着名字：“《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
“这本也是《大国崛起——‘海上马车夫’荷兰》！”
“还有这本《大国崛起——英吉利》。”
“《大国崛起——法兰西》。”
“这些不同了！《大国的衰落——葡萄牙、西班牙》。”
“咦，这也是《大国的衰落——‘海上马车夫’荷兰》。”
“怎么没有英吉利的？”
“法兰西的也没有！”
四个学子又在相互的手中看了看。
许根成问：“是不是没有拿过来？”
“不会！”
“恩？”
“你想啊，道光二十年英吉利才和我大清打了一仗，还打赢了，现在英吉利肯定是如日中天，怎么会衰落？”
“那法兰西也一样了？”
“想必是的！”
“算了，不要猴多了，先把这些书看完了再说，赵普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融汇贯通，我们先把这些书弄明白就行了。”
“恩。”其他三个学子拿着书，走向书桌。
我口述，别人写出来的《大国崛起》系列和原版的《大国崛起》系列稍有不同，我这里可是重点的点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
最后还加上一本《中华的衰落》，那中国的比较，说实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比欧洲光彩多少，只不过少了一个黑奴贸易，血腥味淡了不少。
还指出了中国无法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原因——变质了的儒家文化。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孔子说的，可是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北之后，也就当年十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半点向西方虚心学习的样子。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农产品的增加，为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也就在这种变质了的儒家文化氛围下，所有人都盯着“士农工商”中的“士”，平民百姓都想着读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连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想方设法的买地，以洗白身份，为子孙后代算计，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没有向资本主义前进。
而欧洲就不同，欧洲的分封制盛行几千年，国王、皇帝只不过是大一点的封建领主罢了，甚至德意志的皇帝，几百年间都是靠选举产生的。
中国中央君主集权制根深蒂固，皇帝以及大地主们直接掌控全国土地与人口；欧洲封建领主虽掌握土地却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封建关系较为松散。中国广大自耕农民以自产谋生又极度贫困，既缺乏消费欲，又没有购买力，消费市场无法形成；欧洲广大城市平民没有土地以经商或手工业为生，购买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须，有利于市场形成。中国因为地大物博，广大破产的农民没有食物、没有去处，就只好造反了，最后不是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就是直接当了肥料；欧洲因为地小，广大破产的农民没有去处，要么进了手工场，要么就上了探险船，去对外扩张。中国消费品生产主要面向高级消费，丝绸、金银加工、高档瓷器等基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市场范围小，资本主义发展空间有限；欧洲商品生产服务对象广泛，棉纺、毛纺、制铁等大多是广大群众的日常消费，市场范围大且稳定，资本主义发展后劲实足。中国国内市场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资本无力开展对外经营，小农经济倚赖土地没有海上开拓的欲望，具体表现即闭关自守；欧洲市场活跃资本运作通畅，财富的扩张必须继续扩大消费，同时急需劳动力与资源，对外扩张事在必行，具体表现即组织航海拓展殖民地。
最可恶的就还是那些满嘴孔孟程朱的文官士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实际上肚子里一肚子的坏水，确确实实的“先天下之乐而乐”。
他们就的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代表，明朝末期时，国家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被那些文官政府所代表的地主士绅操控在手里，而他们却不需要缴纳，或者只是象征性的缴纳那么一点点的赋税，尽而导致没地或少地的农民承担着高昂的赋税重担，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天灾，使得农民无地可种、无衣可穿、无物可食，这才造就了明朝几十年都剿不完的匪，王二、高迎祥、李自成、王嘉胤、王大梁、王左卦等等。
对于工商税，明朝的管理更加混乱，万历初首铺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征收商税，惹恼了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士绅商人。结果死后清算，被抄家夺谥。到了泰昌元年，东林党执政，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税矿税。再后来到了天启年宦官魏忠贤执掌朝政，辽东军情紧急，国用不足，魏忠贤又捡起张居正留下的税法，重新向东林党的后台江南士绅商人伸手征税。所以东林党会把魏忠贤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百般诋毁攻讦，想方设法要逼着魏忠贤重新废除商税矿税。到了崇祯登基，清算了魏忠贤。东林党乘机彻底解决宦官对工商税的威胁，忽悠得崇祯说什么派太监收矿税商税什么的是典型的****，让崇祯召回了除南京留守太监之外的各路内监。因为所有的工商业都跟这些士大夫的家族切切相关，皇帝要收工商业的税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外往掏钱，所以他们拼死也要阻拦！这样，全国各地的大型工矿“国有企业”就全部落入了的东林党之手。
于是乎，大明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以前那些“国有企业”和工商税虽然被宦官们搜刮得厉害，但是每年还是能够保证有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但是崇祯的变革之后，一句“不与民争利”，工商税是一钱银子也收不上来，“国有企业”却是年年亏损，为了保证前线将士还有武器用，不得不还往里面贴钱。
国家的****和士大夫的腐朽短浅，完完全全断绝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前进的道路。
这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闯贼流寇和满清铁骑。
当然，又留了个问题，问：明朝没有能力剿灭闯贼流寇，反而被攻破了北京城，那大清又能不能剿灭太平军了？
这真是个极度诛心的问题，放在外面，那可就是满门抄斩的还是诛灭九族的问题。
但是在我之前的引导下，他们迅速给出了差不多正确的答案。
清朝有八成的胜算！
一、经济方面，雍正在位的时候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了三大德政：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纳粮。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清代初期的税制是延续明朝的一条鞭法而来，丁税与田税仍是分开征收，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所谓人丁税，就是成年男子不论贫富，不论有地无地、地多地少，均须缴纳的人头税。而以农为生的平民为了生产需求必定需要大量人丁，如此一来丁税成为了穷苦平民的严重负担。康熙时，圣祖康熙皇帝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使丁税数量成为定额。雍正时正式废除丁税，将康熙永不加赋之后已经固定的丁税额并入田税之中，则无田产的贫苦民众不需要再担负税务。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
此举有损富益贫的作用，将赋税负担更合理化、平均化，保证了政府的税收，也结束长久以来的税制混乱。此外“摊丁入亩”的实施也有节省税收成本的效益。清初人口增加迅速，使得在户口的统计上难以掌握，如此在人丁税上的计算也显得费时又困难，将丁税取消则政府在徵税的成本上可以有所节省。
而且是用田地来订定缴税金额，此举就有了减缓地主兼并土地的作用。
火耗归公：
清代人民缴税时多用民间流通的铜钱，征收上到地方政府之后，但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税款却是白银。地方政府在铜钱兑换白银和白银鎔铸的过程中时会造成银两的损耗。因此官员多会额外徵收银钱，这被通称为“火耗”或“耗羡”。耗羡无法定征收额，这些额外增收的银钱是由官员自行订定的，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常有官员将“火耗”作为私用图利，造成了国库收益的损害也使人民在赋税上有多余的负担。
火耗归公即是将多徵收的火耗银全归於中央，再定额配给地方官员作为补助的“养廉银”，此举是将附加税变成正税，也不再随官员喜好订定徵收额，且新制定额亦比原来的火耗银为低，减轻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库受益。另外因养廉银被要求开销支出要记录清楚，也要受中央的监督，剩余部分更须归还国库，如此也有澄清吏治之效。雍正时就因火耗归公而清查出亏空，惩处了贪官，打击地方官员的任意摊派附加税。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就较为礼遇，在国家义务的行使上有许多的豁免权。在清朝时旗人及仕绅（读书人）是不用担负人头税不用纳粮税的，反倒是一般的平民必须承担赋税义务，而有田的地主多将田亩依附在官绅之下，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雍正为确实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於是取消了满清旗人和仕绅的特权，此二者多位於地主阶级。
想一想，地主多交了税，心里能高兴吗？
想一想，官员们巨额的“合法收入”被剥夺了，能不恨得咬牙吗？
想一想，失去了高人一等的特权，官员士绅们能不恨之如骨吗？
雍正在大幅减轻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十三年间，国库存银从康熙晚年的七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贫民百姓，而是从贪官污吏和地主士绅的嘴巴里面抠出来的。
“摊丁入亩”整了地主，“火耗归公”整了天下的贪官污吏，“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整了特权读书人。官僚、地主、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受损，能不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吗？
可以说雍正的三大德政，像三大棍子一样打倒了全国的官僚、地主、士绅。当年**只准备了一百口棺材，就混成那样了，可以想象雍正有多大的压力。
就是这三大德政，使得清政府现在能挺直了腰板和太平天国斗，有银子发给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绿营兵，让他们有点心思和太平军拼命。
二、不得人心。
太平军现在依然在坚持流寇作战的方法。除了石达开控制的江西等少数地区外，都没有建设根据地的想法，都是打了、抢了就跑。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并没有被真正实施，后来的规定被抛弃了，“照旧交粮纳税”实行了。从杨秀清等给天王的奏章中，看不出“照旧交粮纳税”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实际上，它一直实行下去。既然“照旧交粮纳税”，农民得不到利益，如何能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在常熟、无锡、吴江等地区都爆发过农民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冲突，包括捣毁收租局、杀死乡官等内容。太平天国脱离了农民群众。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阶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订），愈来愈脱离民众。加上太平天国强制推行一些违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强制男女分开居住，凡此种种皆不得民心。
三、太平天国以耶稣立教，贬孔子、斥菩萨，把中国人的一切旧信仰统统划入“邪魔妖鬼”，把自己孤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相反，清廷反而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这样做显然失去了同广大人民，尤其是绝大部分士大夫们在文化心理上的联系。
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虽然也宣传“胡人满洲，窃据天朝，其祸尤烈”，但与这宣传洪门上帝相比，这个声音实在太小、太微弱了。由于太平天国没有高举“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反而强制推行一些中土迥异的风俗、信仰，不仅使士大夫们不敢从其行，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认为是数典忘祖的旁门左道。再加上耶教的传入有其特殊性，这个时候的耶教已经不象明朝那样是和平传入，而是靠着洋枪洋炮的威慑，使国人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拒绝心理。
相反，清廷却以维护中华道统自居，曾国藩就以桐城文派自榜，竭力维护孔孟的正统，这样，太平天国就把民族主义这面大旗拱手相让。
这样的答案估计可以打七十分了，其他还有些原因，领导人争权夺利，最后引致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生活糜烂，军心更加涣散；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战略错误等等，都不是现在他们能知道的。
在我看来，这四个学子能有这样的见识算不错了，再培养一整子，就可以缓解我这阵营中文人不足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