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3年的宁夏农垦很窘。
这多少带点严酷滋味。农垦人有两笔财富,一条命脉:两笔财富即“农垦精神”和农垦人的自身向心力;一条命脉指他们的王牌企业——宁夏农垦磷肥厂磷肥分厂。
是农垦人先丢了“财富”,还是先亏空了王牌企业,反正这年的农垦很窘,窘不可言。
如同“农垦精神”,磷肥分厂有过辉煌的过去。
然而,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却经历了几多不同寻常的风吹雨打与冰霜折磨。带着病体踉踉跄跄前行,势必跌入内外交困,濒临破产的深谷。1993年一年,亏损额就达到220万元。职工工资没了保障,于是纷纷离去,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折兵损将不为怪,重要的是往日以“农垦人”引以自豪的那种主人翁感越来越淡薄了。
命运严酷无情。摆脱困境,疗救痛疾,重建新型的农垦家园,首先得把农垦人的心找回来。
真是生存死亡之秋啊!再不“换血”,数百名职工就无活路了。由谁来担当“找回人心,救活企业”的重任呢?农垦局局长人称“大老板”的王树林,夜里辗转反侧,掰着手指从局里到厂里一路算下来,揣摸人选,白天眉头拧成个死疙瘩。兵家之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前进的步伐势必溅起尘土,经济转轨期伴生的病痛对领导者的要求实为苛刻呀!
为难之际的王局长迅速组织了一个“帮促组”进住磷肥分厂,进行摸底调查,征求一线职工对领导班子人选的意见。结果,“帮促组”带回的“民众呼声”几乎与王局长“内定”的人选一拍即合——翟永春,一个吉祥的名字,一个与春天同在的名字。
这位43岁的磷肥总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是从生产一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上来的干部,也是个老农垦。父母亲都是军垦战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他们的家。翟永春是在一种“艰苦创业”的正统思想和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宁到贺兰山下的农垦基地,按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枝叶在发展,根未变”。
他是学化工机械出身的,技术响当当,又长期在基层,实际工作能力强,不管是20年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的他,还是20年后当车间主任、当副厂长的他,注重实干是他一贯的作风。这样的料子真是天地难寻啊。
上下一致的支持和信赖令翟永春感动。他人干练果敢,也不推诿讲条件。他明白不过,如果你已经把你纳入了企业领导这个轨道,那你的自我衡量尺度也应该是是否能迎难而上,“为大众受罪”,既以这种职责也以这种价值而存在。而最令他难以坐等观望的是作为一个“农垦人”的责任心。人心离散、士气萎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沉痛。有位外国领导人说过一句话:“除非你尝到过深谷的滋味,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领略险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观,那么你也不可能真正懂得给一个领导人以动力的是什么。”
1994年3月2日,春寒未消,翟永春不负众望,走马上任,风险承包磷肥分厂。他主动交上3000元风险抵押金,把自己和企业紧紧捆在了一起。
二
翟永春是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具有综合营运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和人才资本的神奇力量。人说撼山易,撼人心难,此话不假,因为人心不是泥捏的,是肉长的。撼不动也得撼,要搞好企业就必须首先调动起人的积极因素。
可人在哪里?人心在哪里?厂子几年的风风雨雨,虽说还未发展到砸锅卖铁的地步,可有一技之长甚而身怀绝技的人大多攀了高枝。怎么办?上门请。“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得从用人机制上点起,从“求贤”上点起。
有一个人的离异,尤让翟永春耿耿于怀。此人叫郭雪华,年轻有为,是个智囊人物,原来在总厂质监科,诸多原因,后到了农垦科技开发中心。翟永春上任的第一天就立誓:就是给那小子下跪,也要赎回这份“家当”。
一个春光和暖的早晨,他叫上司机小高,驱车赶往科技中心,一路他直嫌车子跑得太慢,摩拳擦掌想自己开,又想自己现在是一厂之长,哪能亲自开车呢,过去开拖拉机,开小车,从链式到轮式,身份不对嘛。返回时,俩人变仨,心里高兴,临上车,猛一激灵抓过了方向盘,一路凯歌,一路咒骂:“翟永春你这臭小子,想摆阔耍架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我批判,此人从不留情面。
对于发誓“有女不嫁农垦郎”的一些工人,翟永春深感痛心亦一往情深。痛心的是他们看不起自己,丢了农垦人的面子;一往情深的是他同时又看到这些一线职工自尊的一面。他知道他们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厂子亏了他们脸上无光,“人穷志短”啊!
求贤若渴,不计先嫌,不论资排辈,不任人唯亲,有五湖四海人,展各色各样才;让“智者尽其谋,勇者尽其力,仁者尽其慧,信者效其忠”,这是翟永春的用人原则和情感倾向,也是一个企业领导者的价值体现。
极短的时间,磷肥分厂变了。从一片沙土变成了充满生机的乐土,一块精神的绿洲。人的向心力凝聚力找回来了,一切都有了保证。上任之初的翟永春在设备陈旧老化,资金、原料极缺,停产数月的情况下,依靠集体力量,仅10天时间就全线恢复了生产。
人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既反映在他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上,也表现在他的精神境界与品位上。翟永春说,磷肥分厂的起死回生,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三靠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厂里恢复生产后,他先后聘任6名技术骨干为车间副主任,聘4名一般科员为副科长,做为自己的左右手。刘波,原供销科科长,办事果断,决策能力强,生意场上游刃有余,被翟永春视为宝贝疙瘩,承包厂子后,一跃成为管供销的副厂长。仅硫磷两矿的采购、供应就为厂里节约资金45万元,果然厉害。十几名同志聘任后,如虎添翼,他们独挡一面,有的甚至独挡多面。
有一名青工叫段立军,性格豪爽,敢闯敢冲,过去曾经被人认为是“刺头”。翟永春独具慧眼,看重他有技术好、聪明能干的一面,就提拔他当了机动车间副主任。长期受人白眼,压抑的内在能量正发愁没处释放呢,一下了有了参与管理企业的权力,那压抑的能量便尽情地释放出来。搞维修,是他的拿手活,白天不成晚上搞,过去的麻将桌上不见了他的影子。就这样,他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带领一伙哥们修修补补,千方百计减少维修费用,提高维修效率,经过检修的设备,降低了消耗,节约了原料,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质量自然也有了保证。
财务科的杨建明严把财务关,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顶,提合理化建议,保证了有限的资金能用在刀刃上。对人的尊重就这样变成为人的自尊,并且这种自尊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一个现代企业家高明的地方,也是他们所应具备的品格。做到这点,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仅凭这第一把火,就使吃尽了受人冷眼的苦头,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样匮乏而伸不直腰杆的农垦人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过去骑辆破烂的自行车,吸劣质香烟觉得低人一头,别人不说什么,农垦人自己就感到屈辱和苦涩,人就这么奇怪,一旦有了主心骨,即使照样骑破车,可心里踏实,那种窝囊感觉自然烟消云散。
怎么理解新形势下的农垦传统,农垦精神呢?除了艰苦奋斗而外,不就是“仓里有粮,兜里有钱,脸上有光”么!这是翟永春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讲的话。“厂子连年亏损,面临倒闭,我们怎么办?就退?就溜?就撂挑子?退到哪里溜到哪里也得吃饭,也得做人啊!如今搞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旧体制的让路,新体制的诞生。厂子办了这么多年,我们有过辉煌的时期,证明我们的脑袋瓜子并不笨。但要闯新路,就得下实干,首先得树立起自信心。厂兴我荣,厂衰我耻,要知耻而后勇!”
翟永春的这把火烧得到火候,烧得过瘾,烧得大伙心里热烘烘。磷肥厂被他的一把火烧活了,全厂上下群情激昂,过去攀高枝到别厂的,不上班在家坐等的纷纷要求上班,甚至坐机关的部分人也要求下车间,到生产一线。翟永春说:“回来就得挑担子,为厂子做贡献,为厂子争气,厂子靠什么?靠大家,困难来了靠大家抵挡,荣辱与共!话说回来,我翟永春接受组织的调配来当这个厂长,受命在危难之际,一不想贪,二不想占,就是看着我们农垦人直不起腰杆心里弊气,想为我们农垦人谋福利。”
1994年是翟永春承包经营磷肥厂的第一年,也是在市场的海洋里奋勇拼搏、在改革大潮中摸索前进的一年。他清醒地知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被逼上了梁山。但他相信一点,只要方向对头,措施得当,付出真诚,会相应地得到回报的。在他的提议下,厂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彻底打碎“铁饭碗”,改变用人机制,实行干部聘任制,建立灵活多变的运营机制,劳动优化组合等等。市场经济的大门为磷肥分厂徐徐启开了。全厂上下攒靠成一团,一年创造了五个“历史最高水平”,即产量、产值、销售、利润、职工收入。其中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大关,比上年翻了一番多,职工收入比1993年的人均2200元,一跃增加到3800元。
年终核算刚出来,几位厂领导碰头,研究奖惩兑现情况,有人怀疑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制度,似乎差别太大,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翟永春说:“该奖的坚决奖,该罚的坚决罚,大锅饭平均主义把人害得还不够!”当年发放奖金20多万元,扣罚奖金10多万元。
事实上,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理想,以平均开头,带来的是更严重的两级分化。这一点道理,翟永春有更深的体会。
三
“共鸣”是个极具有美感的词儿。实现“共鸣”需要双方的投入,表现为行为,便成了责任和相互协作。有压力而不泄气,能变成动力,管理者必须是负出过,上下左右互相约束而不扯皮,“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这种气氛、局面的形成不易。
翟永春搞多级承包,搞“链条式”制约机制、纵向承包、横向互保的“包保体系”,都是建立在对“人”自身通透的基础之上的。
“领导”与“管理”在翟永春的脑子里是被演绎成责任与协作来确立思维角度的,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责任人,以这种普通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间,而决不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因而在他的厂子里,没有互相拆台,争权夺利,搞磨擦、内讧内耗等现象,职工喊他“头儿”,他觉得特别来感觉、亲切。一般情况下出车,都是自己开,要司机开,他就拍着对立的肩膀说:“拜托啦!”似乎司机成了上级,他倒成了下级了,不晓他们身份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司机呢!的确,人有器量,才能够服众。
“义者利也”。古人就发现了“义”与“利”之间统一的关系,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社会发展经济,正是我们所应提倡的高尚的“义”!市场经济中讲究利益导向、公平竞争、互惠互利等,也是这种思辨关系的体现。作为管理者,能掌握这种充满人情味的辩证领导艺术,他就必然得到群众的拥戴。翟永春也正是靠了这一点,如同多出一个有力的臂膀,使他能够把一个充满矛盾、千疮百孔的破厂救活,变成一个和谐而又同心同德的大家庭。
如今,为集体废寝忘食的人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在翟永春的“大家庭”里,能做到这份上的人从干部到职工却比比皆是。
销售旺季,那真是考验人的时刻。销售部车水马龙。那里的同志每天早上不到七点就得到班,中午草草吃一口饭,一直坚持到晚上九、十点,这中间就有至少五、六个小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他们记不起这一点,甚至记不清如今还有个大礼拜天。从班上下来,他们就瘫在地上了,巨大的疲惫又疯狂地夺去那些属于家庭的从从容容的时光。事实上,厂里没有一项硬性规定他们必须这样。
装卸队是“敢死队”。你从他们工作的场地上走过,你的心会一阵一阵抽搐起来。那些小伙子们表面上愣头愣脑的,其实他们最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懈怠窝工在装卸队里被视为耻中之耻,“抢点”就是抢金钱,抢财富,抢人的尊严,是拿青春赌明天。
工作点一般都在户外,在没有任何遮避物的成品场地上,炎炎烈日使他们的头发、脸和手都浸在可怕的焦灼气息围裹之中,可面对山丘似的材料堆和成品堆,他们不能退却,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退却是和歪种狗熊脓包等价的。
门房的老头最有评说这些小伙子们的资格,他的价值判断以经验为参照准确无误,在绵绵无尽的回忆中他为眼前的这帮人频频点头的同时,又把一把盛茶水的铝壶从他手上一天几十次地传递到小伙子们的身边。
夜深人静了,老头子听着由远而近的汽车引擎声,知道翟厂长打道回府了。先把门打开,等车子近前了,就凑上去把头伸进窗,说:“昨又回的这么迟?”摸不着是赞许还是埋怨,回头又说:“好好干,我心里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