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伟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缠绵而悱恻。两个多月了，武汉的雨就这样暖昧地下着。我不知道雨有没有累的时候？我希望它也该让老天爷放它一次长假，歇息歇息。
老公离家一个多月了，我心里真的非常想念他，何况他去的又是非典的高疫区：广东，这让我对他的思念里融进了更多的牵绊。但是，我不能说。
他独自在外闯荡，为我们全家的幸福堆积钱财，为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两地堆积着重逢的渴望，为我们遥远的幸福呀！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情长锁住他的奋斗，他的疲惫的奋斗。我让我的孤独压抑下来，不让它们累积成思念的火山。
学校打电话过来，我的儿子病了！
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儿子已被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里，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两眼无光。生活老师和班主任守在他身旁，给我讲述他的病状：咳嗽，发热，38．9摄氏度，全身无力。我的脑袋一阵阵发晕，天啊！在这种时期！这种症状！
班主任陪我到教室取他的书包。儿子的同学们望着我都叫起来：非典！非典呀！我无可奈何地挤出一丝笑容，对着满堂天真的孩子们。年轻的班主任体谅地对我说：“大概是感冒了。这种天气。赶紧到医院看看吧。”我茫然无顾地拉着儿子的手，对班主任点点头，老师仍旧嘱咐了一句：“明天就别来上学了，好好在家休息一天。”我懂，什么时候了？草木皆兵了，我不能让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有思想负担，我懂！
回到家，我又给儿子量了一遍体温，反反复复对着SARS的症状仔细研究，越来越心乱如麻：38．7摄氏度的体温，咳嗽，头疼，全身无力！我望着窗外连绵不断越下越大的雨，手足无措起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不要去医院？医院现在都设有发热专科门诊，病人全都带着口罩，医生护士更是全副武装的戒备，那种架势，我看着都觉得恐怖，我怎么知道就诊的人里面会不会藏龙卧虎地掩着一两个非典病人？我要不要和我的儿子一起去冒这个险？
电话铃响起，是我要好的一个朋友余儿打过来，伴着窗外越来越急的雨声，我对她讲述了孩子的事。她的孩子，体质也弱，总是生病、发烧，她用她积累的经验劝我，暂时烧得不太厉害，就别往医院送去了，喝泰诺退烧液，吃阿莫西林消炎片，用酒精擦拭孩子的脚心手心脚腕手腕，以便散热，盖一床稍厚的棉被，捂一些汗出来。临了，她问我，药品都全吗？我回答她都有。她再问我，我来陪陪你吧？我心里一阵感动，她知道我老公不在家，即便这句话是她客气的敷衍，我也由衷地感激，但我仍旧拒绝了。她又一次叮嘱我，4个小时量一次体温，你把闹钟调好，家里就你一个人，没有换手的，赶紧睡去吧，今晚够你折腾的。
挂了电话，我开始忙活。喂孩子吃药，给孩子擦拭酒精散热，换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好不容易停一会儿，这时候卫生间里的灯突然地灭了。我觉得天要从房顶上塌下来了。我从没有换过电灯泡，偏偏在我最需要光明的时候，黑暗却扑天盖地毫无商量地来了。从柜里拿出灯泡，我支起板凳，方板凳上叠着小板凳，我一步一步小心地爬上去，就着黑暗里的感觉我拧下了那只老朽的灯泡，摸索着换上新的，期待光明再一次笼罩我。但是，我发现怎么也拧不上去，我只好狐疑地艰难地从杂技凳上下来，在光亮处，才发现我拿的是只螺口的，而要换的却是一只插口的。我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升上来，我只好再在柜里翻腾，谢天谢地，真的有一只插口的。当从我的手上千难万难地拧出一丝光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伟大也只不过是做一件平凡小事的证明了。
我进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已经凉下来了，周身却出满了汗，孩子手垫着脸蛋，思考状地睡熟了。我摸了摸被子，已经湿漉漉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没了主心骨。
我打电话给余儿，她家的电话却占线，不知和谁在闲聊。我又打母亲家的电话，没有人接。我的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找不着她的影踪，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成为母亲的？她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去打她那副一辈子也不会厌倦的麻将！重伤都不下火线！连自己女儿小产坐月子都不曾来看过一天，我又能指望她什么？
我再打电话给远在北方的大姑子，她接过电话，声音里透着着急，她叮嘱我去医院给孩子看病，问我孩子一切的症状，话筒旁有我婆婆的声音，在问她是谁家的孩子病了，我听见大姑子在冲着我婆婆说是她同事的孩子病了，然后她小声告诉我，说怕我婆婆着急，我一个劲地点头说我懂我懂。挂了电话，照我大姑子的意思给儿子换了一床薄点的小被，拿干毛巾抹干了他的全身，儿子被折腾地睁开了双眼，嘴里呶呶地，像婴儿时期那样惹人怜爱，我轻拍着他，口里喃喃地对他说：“是妈妈，别怕！是妈妈！”换下的被子里面已经拧得出水来。
房间里有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嗡嗡乱叫，我拿起苍蝇拍打它，它左翻腾右扑棱，一次又一次绕过我的武器，偏使劲趴在窗户上，我扬手一用力，终于小心翼翼地打着它了。我懒了一下，用苍蝇拍托着它的尸首准备把它直接从窗子扔出去，我推了一下铝合金窗，推不动，又推了一下，还是推不动，大概这几天连着下雨的湿潮让窗子也锈住了。我又用了更大的力气，窗子开了，是整个儿囫囵地卸下来地开了，幸亏有防盗网拦着，否则整扇窗户就要砸下楼去，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苍蝇的尸体出去了，珠子大的雨点跟着也扑面进来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孤立无助过，但是我不能指望任何人，这个家只有我才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去，费劲地拿住半扇窗户，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对准缝合处，终于把窗子安了上去。
我从来不知道如此娇气的我，今天成了医生、电工和装修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如此巨大，外面下着雨，雨连着天和地，家里只有我和儿子，我们相依为命！
十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是孩子的班主任。我感激她的问候，我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老师的关怀也不免多了起来，但是我仍旧由衷地感激。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眯一下休息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起，千山万水的大姑子不放心地打来，我对她说，孩子烧退了。她松了一口气，告诉我，现在可别让婆婆知道，要不然，老人家担心得不知怎么好。我答应着她，七十多岁的老人，隔着山隔着水，怎放心得下她一手扯大的孙儿？
看看表，四个小时已快到了，我知道这一觉是耽误了。我又看看孩子，身上排了汗，额头终于凉嗖嗖起来，枕头却也浸湿了，我把他小心地挪移到另一侧床边，换掉湿湿的枕头，看着他毫无忧愁的脸，在他的旁边，和衣躺下。
电话铃声把我再次吵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我知道这么早会是谁打来的，除了孩子的姑妈，还能有谁？接过话筒，果然是她，知道孩子一宿没折腾，她平静了许多。我好抱歉，让千里之外的大姑子和我一起操心我的儿子，她一定也惦记着她的侄子，一晚上都替没有男主人在家的我们母子俩担忧。
儿子瞪着大眼睛，醒在床上。我问他，乏不乏？他摇摇头，只说有点晕。我摸摸他的脸蛋，告诉他妈妈给他做早餐吃。他拉住我的胳膊，睁大眼睛问，我会不会得了非典？我拍拍他的头，告诉他，不会的！他幽幽地说，他们都说我得了非典！我不会得的，非典要死人的，妈，我不会死的吧？我搂住他，怎么可能？就是真得了非典也会治好的，何况你不是！儿子不知哪来的力气，腾腾腾地穿好衣服，跟我说，非典是全身无力的。妈，你看我，我力气好大的，我还能跑呢！趿拉着拖鞋就在屋里冲刺般地跑起来。我把他拉过来，笑个不停，眼泪都出来了，像花一样坠在地上，一颗颗地碎开。
这一天接了许多电话，此起彼伏的，似乎是我记忆中接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有余儿打来的，有孩子的姑妈打来的，有孩子同学的好几个家长打来的，有我的许多朋友打来的，充满了问候和关心。非典时期的一个小发烧，让人间如此关怀起来，不管是出于私自的怕传染的考虑，还是体谅我们的真诚的关心，我都由衷地感激。我的奶奶，世上最疼我的那一个人，也得着了消息打来问候，在她眼里，我是她今生今世最大的牵挂，是她手上不肯放下的风筝。一直下不了决心和老公离开这片养我的土地，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心底里放不下对这个老人的念盼。如果我真的走了，老人捏着那段没了重量的风筝线，如何寂寞地打发那剩下的来日不多的时光呢？
午饭，我给儿子做了鱼吃，挑了鱼肚里的鱼籽塞在他碗里。儿子对鱼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不吃这些鱼籽，它们会变成鱼吗？”儿子问。“会的。”“那你干吗把鱼杀了？它们全都没有妈妈了。”“它们的妈妈就是活着，生下它们来，也不会管的。成千上万的鱼籽，能有一两条长大成鱼，就很不错了。”“可是，再怎么样，也终究是它们的妈妈呀！”“那倒是。”我夹菜给他，催他快点吃。“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它们也一样快乐吗？”儿子仍旧在问。“当然啦。”我笑着对他说。
吃完饭，他又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生病的事告诉爸爸？”儿子想他的爸爸啦，他不说，我也知道。
“何必让最亲的人担心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儿子人小鬼大地点点头，“我将来有什么事，也不告诉你，免得让你担心，你还是个女人哩！”
我吃惊地感动地叹口气，病一场，就长大了么？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深圳出现局部甲型流感，症状类似非典型肺炎。我的心又扯挂起来。我深深地无助地想念起我的老公，他在遥远的地方积累我们幸福的源泉，我们在孤独地等待幸福的彼岸。
电话打过来，正是他：“你和孩子都好么？”
“好啊，挺好！”我的声音如平日一样没有波澜，我不让他知道我昨晚的惊心动魄。
孩子从我手上抢过话筒：“我们都挺好的，你也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啊。”稚气的声音学着我平常说的话。
我突然发现，老公从来也没讲过他在外边的苦，是不是如我们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让我们以为他在快乐地生活？
客厅里的鱼缸里，一群鱼儿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