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鸳鸯蝴蝶派的曲折遭际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理解的历史变迁
虽然现代性这个语词在中国学术界正式启用和频繁出现，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但人们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和阐述却是早已有之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认为哪种文学样式符合时代的潮流，代表了当时时尚的思想倾向和写作范式；而另一些文学样式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受到打压和排斥。人们对文学适时做出的这种价值判断和审美认识，就是对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理解，只不过没有直接贴上“现代性”这样的标签而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文化语境的差异和文学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人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现实理解和审美期待又是各各不同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是一支有自己的文学个性的创作队伍，但因为他们处于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其作品也充满了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特征，由于对文学现代性理解的因时而变，也就带来了鸳鸯蝴蝶派富有戏剧性的文学命运。从惠承“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成果而大力探索小说的表现艺术，进而充分占领市场赢得大量读者的青睐，到受新文化派的极力排挤而沦为文学边缘人，再到“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根本不纳入观照视野，最后又在20世纪末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到重视和研究，重新获得文学史的客观评价，鸳鸯蝴蝶派在一个世纪里升降沉浮的曲折遭际，生动地折射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理解的历史图景。在此，我们希望通过追溯鸳鸯蝴蝶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遭遇，来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理解的历史流变轨迹。
“鸳鸯蝴蝶派”命名：从比喻义到引申义
关于“鸳鸯蝴蝶派”名称的来历，版本很多，说法不一。有这一派自己的回忆，有新文化派作家对他们的批评，还有后人的追忆性文字，所有这些从不同角度给这个名词倾注了一定的文学和历史内涵。人们常采用的是该派“派中人”平襟亚的文章《“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的说法，文中这样讲述道：
关于“鸳鸯蝴蝶派”一词的来历，据我所知，有这样一段故事……记得在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某日，松江杨了公作东，请友好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座中有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及笔者……当场朱鸳雏才思最捷，出口成句云：“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合座称赞。正欢笑间，忽来一少年闯席，即刘半侬也……
刘入席后，朱鸳雏道：“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与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杨了公因此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逢此四字，满饮一杯，于是什么“愿作鸳鸯不羡仙”，“中庭一蝶一诗人”等等都搬了出来，合座皆醉。
……又有人说：“最要不得的是言之无物，好为无病呻吟，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说明什么呢？”刘半侬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朱鸳雏反对道：“‘鸳鸯蝴蝶’本身是美丽的，不该辱没它。《玉梨魂》使人看了哭哭啼啼，我们应该叫它‘眼泪鼻涕小说’。”一座又笑。
这一席话隔墙有耳，随后传开，便称徐枕亚为”鸳鸯蝴蝶派“，从而波及他人……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第127~128页。
这段文字故事性很强，情节也生动，增强了这一名称的典故色彩，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并被人们所记住。但范伯群先生认为这一段叙述作为”命名由来”，是“与史实不符”的。他进而指出，对这个流派的命名并非在“五四”的后一年，而是起于“五四”之前。周作人于1918年4月19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用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周作人在举例时，提到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不久，钱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9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黑幕”书》的文章，指出：“其实与‘黑幕’同类的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艳韵语》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等。”接着在1919年2月2日的《每周评论》上，周作人在《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一文中说：“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也就是说，新文化派对“鸳鸯蝴蝶派”的称谓，早在这一派内部对自己名称有了自觉意识之前就出现了。这一点很关键。一个有意义的名称，到底是由别人所授予，还是自我归纳自我命名，不同的情况含有着不同的历史意味。这不仅涉及到对这一流派的文学史意义的不同理解，也涉及到其中应包括哪些作家和哪些作品，而另一些作家和另一些作品又不能涵涉入内。不过不管是新文化派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还是这一派自己的追述，实际上都交代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鸳鸯蝴蝶派”这个命名起初只是局限在指徐枕亚等少数几个作家，以后才逐渐泛化开来的，后来又覆盖了“《礼拜六》派”，到了最后，“则用它来指代所有的旧派小说”佩特·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式样的都市通俗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贾植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原题为：Traditional-Style 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the teens and twenties。
由于“鸳鸯蝴蝶派”这一内涵的不确定性，加之这派的小说在新文学史上又一直属于被讥嘲、打压和排挤的对象，不少在外界看来（甚至文学史上也认为）属于这个流派行列的作家，日后都写了专文来辨析自己与“鸳鸯蝴蝶”的关系，希图与这一派彻底“断绝关系”洗清自己的“罪名”。包天笑的文章《我与鸳鸯蝴蝶派》，刊登在1960年7月27日香港《文汇报》上，文中申辩道：“实在我之写小说，乃出于偶然。第一部翻译小说《迦因小传》，与杨君合作。（后林琴南亦译之）嗣后，有友人自日本归，赠我几部日人所译西方小说，如科学小说《铁世界》等等，均译出由文明书局出版，以后为商务印书馆写教育小说，又为《时报》上写连载小说以及编辑小说杂志等。至于《礼拜六》，我从未投过稿。徐枕亚直至到他死，未识此人。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某文学史曾举出数部，但都非我写）”陈蝶衣也不承认自己属于“鸳鸯蝴蝶派”，他用近乎调侃的口吻说道：“我以‘鸳鸯蝴蝶派’自豪，是一种‘窃攀高贤’的说法。事实上，我只是一个后生小子，所有‘鸳鸯蝴蝶派’的前辈如徐枕亚、李定夷、姚鹓雏、吴双热、朱鸳雏、许瘦蝶等辈，我俱未识面。因此，我即使要做一个‘攀龙附凤势莫当’的追随者，也有所不可，无此缘分。”陈蝶衣：《我以“鸳鸯蝴蝶派”自豪》，原载《大成》第147期，1986年版，转引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典型的“鸳鸯蝴蝶派”代表周瘦鹃也持与陈蝶衣大致相同的观念，认为这个派别仅仅只指民国初年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用四六句的骈俪文章写哀情小说的那一路作家，连《礼拜六》派也不在其列。
不管上述作家是否承认自己属于“鸳鸯蝴蝶派”，但在现今的文学史里，他们全都名列其中的，这是因为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讨、研究或批驳，“鸳鸯蝴蝶派”这个命名已经由最初的比喻性语词变化为引申性术语，由最初专指徐枕亚之流的言情小说扩散为指近现代以来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严肃文学相对的通俗文学，其中包括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多种题材，牵涉到徐枕亚、李定夷、姚鹓雏、吴双热、朱鸳雏、许瘦蝶、包笑天、陈蝶衣、周瘦鹃、平江不肖生、程小青、张恨水、秦瘦鸥等多个作家。
“小说界革命”的创获
“鸳鸯蝴蝶派”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小说，而小说受到国人的格外推崇、取代诗歌成为文学的正宗不过是到了近代才有的事情，其间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功不可没。在《译印政治小说序》里，梁启超所引用的两句话异常惹眼，一句是康有为南海先生说的：“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之，当以小说治之。”这句话以排比的方式，极力渲染了小说的重大社会作用；另一句是英国某名士的话：“小说为国民之魂。”强调小说对国民影响之深刻。此后不久，梁启超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进一步彰扬小说的社会功用，提出著名的“小说界革命”，文章开头一段，便是为史家反复引用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诸文字。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在1898年的《清议报》第一册和1902年《新小说》第一号上。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学一直以诗歌为正宗，小说被孔子称为“小道”，因此作为“街谈巷议之说”（《汉书·艺文志》），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到梁启超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前些年，人们还坚持认为“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邱炜爱：《梁山泊》，1987年刊本《菽园赘谈》，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在梁启超等政治家的极力倡导和亲身实践下，小说在近代才逐渐从文学的边缘走向文学的中心。
但老实说来，梁启超等政治家倡导“小说界革命”有功，然创作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却稍显无力。他们花费心血译介的政治小说问津者其数寥寥，梁启超自己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艺术水平也不甚高妙，不仅在外人看来是这样，就连梁启超本人也承认确实如此，他曾自我解嘲地说：“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梁启超最大的功劳在于使“小说具有重要社会意义”，这一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引起了社会对这种文学体裁的广泛关注，而真正使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第一大文学样式的是近代以吴研人、曾朴等为代表的“新小说”家们，作为“新小说”继承人的“鸳鸯蝴蝶派”则在其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文学作品，既是“小说界革命”的重大创获，又为小说在近现代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夯实了雄厚的基础。
小说要适应政治需要，传达政治的情绪，这自然没错，因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不可能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但小说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它要遵从艺术自身的规律。因此，通过世态人情的艺术描摹来透射政治情怀固然无可非议，但违背艺术创作自身拥有的审美逻辑，强行将艺术与政治扭结在一起，不仅无助于政治观念的传达，还可能造成对艺术的伤害，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本人的小说创作并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鸳鸯蝴蝶派”则显得高明了许多。他们立足于对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现实感受，直接撷取市民的日常生活来书写，用艺术的形式反映出市民群众的思想基础和生活理想，从而及时撩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迅速捕获了他们的心。在此前提之下，小说才能达到以文学作品去感染读者、教育读者并改变中国民众的政治目的。
概括起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促进“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落实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功绩：第一，输入新的伦理观念。“鸳鸯蝴蝶派”小说较多的是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典型的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涵秋的《广陵潮》等，这些作品都暴露了传统的婚姻制度给青年男女所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所造成的惨烈的人生悲剧，从而警示“普天下为人父母者，对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贵两字，打消专制两字”吴双热：《〈孽冤镜〉自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第二，增多文学体式。除了写作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言情小说外，“鸳鸯蝴蝶派”还在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和武侠小说上作了大量的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们还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进行了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的文学实践，创作出了《霍桑奇案》（程小青著）、《鲁平奇案》（孙了红著）等小说，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第三，培养小说的读者群。文学创作和欣赏阅读是相互促发的，只有具备一定的读者群体，小说创作才能走入创作的良性环境，小说的社会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与此同时，广大读者对小说的热心关注和争相传阅，又反过来促进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文学市场的进一步完善。“鸳鸯蝴蝶派”作家一方面注重创作的雅俗共赏；另一方面又能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借助报刊版面大量连载各类通俗小说，将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小说创作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体。读者群体的培育，是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昭示。
与“五四”新文学派之间的交锋
从“五四”前后到三四十年代，新文学阵营与“鸳鸯蝴蝶派”围绕后者的作品展开了不断的批判与回驳，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笔墨官司，突出地体现着现代中国作家在文学现代性上的两种不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