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抵制文学创作中一味追求时髦与现代的精神特征与价值取向，成了闻一多很长时期的一种重要诗学态度。到1935年，基本上放弃了诗歌创作的闻一多还在写文章申述自己的这种观念，他说：“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模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的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的简单。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以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并主张：“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闻一多：《悼玮德》，原载1935年6月11日《北平晨报》第11版《玮德纪念专号》。引自《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应该说，这种将创作技术和精神特质分割的二元思维，是并不一定符合艺术创作的逻辑和规律的。
追溯闻一多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爱恋之情尽管很早就已萌生，但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得以完全激发出来。在20世纪40年代梳理美国的留学生活记忆时，闻一多曾这样写道：“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太重了。”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异国他乡的生活之所以激发起诗人心中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爱来，恐怕要归因于闻一多性格中那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心理学家士居健郎认为：“依赖心理的原型是婴儿恍惚感觉到母亲与自己是不同的存在时，所表现出的与母亲密切接触的心情。”士居健郎：《依赖心理的结构》，王炜、范作申、陈晖译，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因为远离祖国，闻一多便明确意识到与她是“不同的存在”，而祖国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一席之地的是她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这样闻一多礼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便被自然调动起来。当然，这种依赖心理，“往往隐含着对分离的纠葛和不安”士居健郎：《依赖心理的结构》，王炜、范作申、陈晖译，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于是在闻一多心里形成了一种思维怪圈：远离祖国越久，心中便越是纠葛和不安；心中越是充满纠葛与不安，越是希望紧紧拥抱住给自己带来心灵慰藉的文化传统。这一情形甚至使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可能陷入盲目和非理性的程度，以致他不再可能辨证地去审视它。因为“情绪与理智之永相抵牾”闻一多：《致闻家驷》，《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闻一多承认自己常常会陷入情绪与理智的矛盾沼泽之中，这造成了他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的接受和认可。闻一多研究专家陆耀东先生曾经指出：“综观闻先生的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缺乏分析和批判。”陆耀东：《论闻一多爱国诗》，《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我认为陆先生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闻一多确实显出了过度的热爱与尊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他对中国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客观与公正的估价。
综上可知，对于中国新诗中的现代性思想内涵，闻一多还是认可和赞同的，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执迷和偏爱，使得他反过来又认为追求“现代”是一种“欧化”，与中国传统有着差距与脱离。这样，所谓的“时代精神”、“现代性”又成了值得质疑和批判的东西。传统与现在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在“现代性”上的价值模糊性，这种情形在现代中国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闻一多这里可以说是体现得最为具体和充分的。
个体与群体
这里有必要进入诗歌文本，对闻一多诗歌作品中流溢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作一些具体分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揣摩到他内心世界的孤独性特征，另一方面还将清楚地看到诗人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矛盾、紧张与冲突。
在20世纪30~4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曾对闻一多的爱国热情给予过充分肯定，他多次强调指出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唯一性”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在《新诗杂话》中说：“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中又说：“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转引自孙琴安《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不过，朱自清尽管屡次称呼闻一多为“爱国诗人”，但从未在文章中作过细致的阐释。虽然朱自清未能对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结作具体的诠释，但他对闻一多此方面思想的反复强调似乎在提醒我们，从爱国主义角度来窥探闻一多的精神世界或许是走近并理解诗人的一条重要的通道。
通常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深厚热爱之情。因此，爱国情感的抒发必须设定一个明确而重大的目标，一个能够让自己尽情倾注和吐露爱恋之情的对象，这个目标和对象无疑就是“民族”、“国家”。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看来，所谓的“民族”（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这样解释道：“遵循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页。不过，虽然“民族”（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来说，爱国已经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本能，一种集体无意识。同时，爱国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服从集体的思想素质，这种思想素质可以使个体为了集体而牺牲自身的利益，放弃一己的欢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国主义同时也是一种集体主义。士居健郎认为，依赖感极强的日本人“一直重集团，轻个体”士居健郎：《依赖心理的结构》，王炜、范作申、陈晖译，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其实文化历史更悠久的中国人更是这样。作为中华儿女中的优秀一员，闻一多具有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并不足怪，并不具有多大的独特性。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出独特性的地方在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经历了一个从爱“文化中国”到爱“现实中国”的过程，而这种爱的情感特征也经历了从情绪之爱到理性之爱，从火热的爱恋到因爱生恨的发展轨迹。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个体身上所拥有的孤独感也随之变幻出不同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