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亲切而伤感的开场叙事话语氛围的营造，将读者带进张爱玲独有的艺术世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小说开头讲故事时，张爱玲搬出来的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营造了一种悠远的感觉，给读者的直觉是这个故事从遥远的时代走来，但这故事又发生在眼前，时空交错，给人一种久远的历史感，燃着沉香屑，幽美又凄清，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葛薇龙随着沉香屑的燃尽而销蚀了自己人生的追求，任凭自己对物欲和不切实际的情欲的燃烧堕落下去，香燃完了，人生的故事也戛然而止，葛薇龙的命运也如同这炉香的烟雾一样既朦胧、真切，也不失哀婉，启示着读者去咂摸人生荒凉的过程和结局的况味。《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里的月亮，让人想到了”不知何人初见月，“江月何时初照人”，三十年前的老人眼中的月亮是欢愉的，而年轻人想着的月亮却是陈旧而模糊的泪珠。永恒的月亮反衬了短暂的人生，它窥视着、见证人生苍凉，七巧凄凉的一生也伴着月亮开始了，恒有的月亮暗示着七巧人生恒有的凄凉，任凭怎么挣扎她也走不出凄凉的影子，这就是人生本质的荒凉。《倾城之恋》的故事是在胡琴咿咿呀呀拉着的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中展开的，胡琴声响彻在过去，也传向未来。《茉莉香片》的故事是作者坐在“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的茶座旁说给读者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但是悲戚的城，聂传庆和母亲冯碧落是屏风中飞不出去的鸟，凄艳而伤感的人生故事由此展开。至此，我们感受到的张爱玲笔下的人和故事不是哲思意义和思辨方式上的，而是现实日常存在的琐碎而真实的故事，通过描摹故事表现作者对生活的一种直觉感性认识，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直观性把握，这俨然和西方重思辨的文学是不同的。另外一个方面，张爱玲搬出铜香炉，燃着沉香屑，在月亮下拉着咿咿呀呀的胡琴，抿一口茉莉香茶，让现代产生的荒凉从民族遥远的古代走来，又悠远地传向将来。这一系列典雅情怀的营造，真切的开场白，让故事直入读者心灵，独具东方古典小说的特点。张爱玲的小说开场白独特的叙事方式，并非要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营造一种氛围，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同时保留我们文学传统中一种鲜活的感性体验，这种感性体验恰是西方现代社会异化中存在的一种荒凉。通过日常生活中人生体验传达一种现代性的荒凉，这种写作方式不是某种理论的推想和构建，而是通过日常人生体验表现生命的真实。这就是张爱玲在40年代融合中西文化建构小说的一种方式。
别致、奇绝、苍凉的意象使张爱玲小说具备了东方文化特有的表意功能，使张爱玲笔下的现代荒凉更显中国民族的特色。《茉莉香片》中，张爱玲是这样描写冯碧落嫁后生涯和命运，“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聂传庆是屏风上又添的一只鸟。悒郁的紫色缎子、织金云朵渲染了古典富贵的氛围，在这华丽的底色中一只即使放开笼子，也飞不出去的苍白无力的鸟，代表了冯碧落受制于传统家庭文化，牺牲了自己的一生。这只屏风上的鸟，时间越久，羽毛越暗，死也死在这里，仅仅一个形象的意象，就传达出没有出场的冯碧落人生和内心的凄凉，聂传庆亦是如此。《金锁记》中的七巧在挑逗姜季泽时，小说中描写“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实心小金坠，光亮的金黄色传达出金钱的诱惑与罪恶；蝴蝶，有着美艳的颜色，却是被金黄色金坠钉死在玻璃匣子里的，七巧像一只无头的蝴蝶在与世隔绝的姜家大院扑闪着美丽的翅膀，怎么也逃不脱悲凉的命运。晚年的七巧用扇子打走了想套取她金钱的姜季泽，之后又恨又悔，爬上楼推开窗子去看，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了季泽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风与鸽子被张爱玲赋予了别致丰富的内涵，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七巧多想自己像白鸽子一样自由地飞向季泽，可这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凄艳的梦，七巧是被钉死在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面网上扣着的那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正爬在她的腮帮子上，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像一颗青痣。“这颗绿蜘蛛形象地传达出梁太太的狠毒，不管是亮还是暗，都给人以凄冷之感。躺在床上的葛薇龙，想要摆脱乔琪又拘谨于内心的另一种力量摆脱不了时，望着窗外，她看到了”一只鸟向山巅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一声，翻过山的那边去了。这里，惨叫的黑鸟正是葛薇龙形象的写照，她未能抵制住糜烂的物欲和情欲的诱惑，跌进了梁太太设置的陷阱，走向了堕落。
张爱玲对传统文学有着极大的爱好，同时又能很好地化用古典文学的一些手法，将之与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文学作品。正如朱寿桐所评述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固然要比照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基准和特征加以考察，但在这样的考察中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社会性状的特点和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性’固有特征。惟其如此，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现代性文学作品。
（第三节）张爱玲小说的文化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担负着民族觉醒和国家独立的特殊任务，因此文学侧重于从外部、从整体的人的觉醒来建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种以启蒙救亡为目标的文学已成为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有了一定的思考与探究，中国文化逐步接受并进入世界文化。当然，近代西方文明明显优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文化成为我们现代文化文学发展的一个参照目标，但这并不是我们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中国文学的西化，而是中国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承载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苦难与现代化的发展，文学的表现对象也被置于科学理想和理性启蒙之上，尤其是五四文学、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革命叙事文学，其描写对象，不论是苦难的承受者还是革命的承担者，个体的欲望都被民族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主题所压抑，日常生活描写被赋予了庸俗化意义。这种更多地关注社会状况、集体记忆的描摹，忽视了审美、个体化要素的摄入，丧失了深层的美学特质。张爱玲小说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通过日常琐碎的事情反映人生纠葛和世态炎凉，通过男女的感情体验，演绎着社会变革之际的人生百态，关注人性的苍凉启示。张爱玲的小说远离主流文学，被遗落在群体创作之外，尽管在40年代一时走红，随后便被尘封，八九十年代之后又再次掀起研究热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张爱玲小说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入手，关注女性，深入人的精神状态和人性本真，构成对五四以来主流文学叙事的反思、质疑和批判，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多样化叙事体系，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方法。
李自芬指出：就启蒙现代性而言，它所追求的个人解放事实上关注的是那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具体鲜活的生命个体，个人身体的解放还未取得价值意义上的合法性便迅速被归置到群体的解放（民族国家）之下，从而使拯救与解放停留于抽象的话语表达，失去了内在的血肉而成为一个乌托邦神话。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不只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念的变革，而是人的整个实存形式——整个生存方式的改变。其最显着的标志就是人的身体存在被凸显出来，身体的世俗欲求作为人的本质特性被赋予意义，并且这种变化透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渗透进每一个人的身体体验之中——这种现代性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尽管，在中国特殊的现代性话语中，这种改变不像启蒙现代性话语能够掀起整个社会人生的狂澜，聚变似的改变人的命运，但是，它却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最为切身的方式改造着人们体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因为他源于每个人真真切切的身体体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更能对人产生持久的影响。
张爱玲的小说建立在五四启蒙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意将社会宏大主题推至小说故事情节的幕后或者将其淡化，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或后景，从而建立以日常人生故事为前景或主体写作，重新构建小说的叙事意义，反衬人生的荒凉，引起人心灵的震撼，启示着文学日常化写作走向。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本可以挖掘出革命青年的壮志和壮烈的故事，张爱玲却躲开了，将之变成了饮食男女被人戳鼻子的情爱故事。《倾城之恋》是发生在香港沦陷前后时段，这本可以有重大主题可以挖掘，可是张爱玲也避开了，她着意描述一对自私男女的情感历程。张爱玲将香港沦陷看成是成就了自私的女子白流苏和自私的男子范柳原婚姻的不可知偶然性的原因，正是这一特殊时期文明的毁灭、世纪末的幻想使主人公在灰砖砌成的墙下想到了“之子携手”的地老天荒，不可知的因素在偶然中成就了人物苦苦追求未能实现的地老天荒。故事本身带有极强的讽刺性，结尾启人深思，在文明毁灭的时候，人们想到的才可能是人性感情的本真，意即在文明毁灭之时，我们才能推倒理论和秩序建立起来的世界，我们将凭借着自己感性的生存重建人性的真实内涵。
这就是张爱玲普通人生中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恰恰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同样，《封锁》里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占领上海的时期，如果是主流文学的写作，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及民众的抗争会被大肆渲染，从而凸显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主题，以唤醒民众的注意，呼吁全民抗战。相反，张爱玲将这一重大的时代事件淡淡几笔带过，她没有去思考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主题意义，而是利用封锁时期一种死寂的情景，集中描写电车静止时空中所发生的两个孤男寡女之间的感情泛滥，翠远可以大胆地品味学生作文“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而且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Ａ”字；而吕宗桢为了躲避董培芝而主动靠近翠远，谈起了恋爱，直至封锁开放了。摇着的铃声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这对男女立刻变成了互不相识的人。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荒诞的，或者说很难发生的，然而张爱玲将之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故事就又自然地发生了，现实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是表层的，人们很难放任自己感情的洪水，人们彼此间都披着一张温文尔雅的面纱。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以特定的背景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描写的“荒凉”意义的效果。
李自芬在《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指出：将革命的目标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从而否定人的其他一切需求，以牺牲人的身体来达至结果，则违背了人生存的基本意义，生活着‘的意义被’因为意义而生活着所代替代，事实上也就取消了个体生活的现实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因此他要求人们关注日常生活‘作为人的行动中的认识的源泉和归宿的本质性’，理解‘日常性的本质和解构’的丰富性，从而把握审美对人类本质的诗性表现。”
在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被主流文学话语所压抑甚至受到批评，但这种对生命存在的身体体验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展现了人生多种可能性意义。这种对人的日常生活具体经验的描述，将主流文学或政治理论抽象化的人还原为现实的人，因为现实的人的生活才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现实人生的生活体验才是人存在意义的根本和实质的具象表现。文学也因日常审美现代性写作呈现多元化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