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张爱玲小说与都市文学
张爱玲用一支华美浓艳之笔描绘普通市民眼中的都市生活，极显都市女性人生的荒凉处境。张爱玲的小说，不同于老舍从道德、文化的角度去透视都市人生的京味儿小说，不同于茅盾以阶级的立场批判都市的社会问题的小说，也不同于突出现代都市声光电等繁华的物质生活新感觉派小说，她的小说的现代性，提供了一种都市小说的新视角。陈思和说：从风格上说，张爱玲小说的现代都市意味并不是很强烈的，远不及穆时英和刘呐鸥的新感觉派，甚至也不如郁达夫和茅盾的那种伤感颓废的都市情调。但是张爱玲与所有新文学家的区别是在于她在创作中提供了一种都市文化建构里的记忆因素。
张爱玲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上海和香港两个都市，香港可以说是上海人的香港。40年代的上海并不是西方的大都市，而是中国特有的新旧交杂、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一个都市，正如吴福辉所称的“中国特色的都市是旧的拖住新的”，在这特殊的中国现代大都市，张爱玲的小说不是茅盾笔下资本主义统治下可怕的上海，也不是30年代新感觉派对都市的琳琅满目的都市表象和现代都市对人的震惊性体验的描写，而是开辟出描写传统人在现代文明中荒凉、尴尬生存境遇的新领域，为都市美学写作提供了另一启示。
茅盾笔下现代都市上海透露出一种历史的真实：西方现代性的到来：LIGHT，HEAT，POWER！这三个词加上霓虹灯显示了西方现代性到来对上海，对传统中国的极大震惊，西方现代性及资本主义很快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使得传统乡绅迅速命赴黄泉，以此代表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焦虑和矛盾。新感觉派小说侧重于描写上海都市繁华的物质生活，笔力集中在咖啡厅、舞厅、电影院、酒吧、夜总会、跑马场等一些代表大都会的场所，或者表现都市男女的肉欲需求与享受，完全侧重于表现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以此来勾勒现代化影响下大都会的风景线。按照上海权威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的说法，西方现代物质层面比他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接受时明显遵循一个典型的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
张爱玲小说并不是仅仅描写西方现代性物质层面对中国人的影响，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人性的本真存在，思考人生的启示意义。张爱玲以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入侵、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动荡乱世为背景，将中国传统高压之下的男女尤其是女性置于其中，关注现代都市中传统人物的表现，有的迫于生计问题，有的面临各种形式的情爱及其他的精神困惑。张爱玲以都市人的食、色、衣、行为内容，描写这群都市小市民在传统道德式微和现代文明走向极致的双重交替下，表现出不同的虚无、恐慌、无奈、悲凉。张爱玲的小说并无社会批判的本意，只不过借了乱世的底色来突显她对人生永恒悲剧的认识，小说中的人物为生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理性与文明被颠覆的特定时空中，张爱玲还原了个体对生命原生态和现代性的复杂认识，稍不留意就跌入人生的陷阱。都市像人类的一座临时栖息地，一切生活中的挣扎与追求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只有人生的悲凉才是永恒的主题。悲哀是人类在一切时代生存中留下来的影印，人生的惶惑、苦难是人生终极的追问。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照搬，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既有传统的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西方现代性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很少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现代化消遣场所，但是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却受到这种现代都市物质文明的冲击。同时张爱玲在传统叙事中运用意象，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富有映照心理功能的感觉化特色。她描写的场景是现代都市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和市井场所，诸如传统社会的“内室”，现代社会的“公寓”，还有另一特殊意义的日常空间——街道，表达“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半新旧社会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她将她熟悉的日益金钱化的都市里旧式大家庭的丑陋、人性的悲凉揭露得淋漓尽致，如她那惊人的设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从日常生活及对人性揭露方面，张爱玲提供了一种新的都市美学意义的启示。
张爱玲注重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内室公寓“街道”恰恰是安稳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意象，这些独特的空间意象的意义在于既提供了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日常景观，又表达出震动心灵神经的现代社会文化在平常人心里的影响。“用华美绚丽的文辞来表现沪港两地男女千疮百孔的经历，是她最主要的文学切入点。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切入点和内容恰恰体现了她传统而现代的一面：借助写世俗男女家庭婚恋的离与合，将一支笔伸向人性的深处，揭露人性的脆弱与暗淡。“当新文学家们注意力被层出不穷的新型的现代文化现象所吸引和迷醉的时候，张爱玲却是冷眼旁观，写出了人们在这种文化变动中是如何携带着自己的文化遗产在拼命挣扎与自救。”由此，张爱玲的小说已经不同于普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派的小说，她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传统意象的选取，人物心里感觉的描写，在普通都市男女的平凡生活中发现了别人见惯不惊的东西——人性，在日常的琐碎细节中表现着生命的冲动、欲望与私心，不论是旧式家庭的公馆大院还是都市洋场的生活，张爱玲始终没有忘记人的个体生命所遭受的压抑与扭曲，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使得张爱玲小说现代性对人物心理的开掘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正是张爱玲不同于都市作家独特的地方。
与此同时，张爱玲侧重于在纷繁复杂的都市日常生活中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感性的描写，从而形成一种对都市文学现代性美学意义上新的关注。孟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一文中指出：“这显然不是以一个先入的绝对的‘现代’标准来度量中国的‘现实’的，但这还不是她的智慧所在，她的智慧表现在，她知道怎样为并未整体地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形态创造一种形式感，或反之，怎样以细腻的形式感创造对中国生活和中国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体验，一种想象力。”这种智慧即是指张爱玲本人所喜欢的以及她的小说所表现的“苍凉”，这种苍凉是一种“启示”，即是在未完全现代化的中国依然可以是现代的。
由此，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都市美学意义的开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张爱玲小说的写作手法，着眼于日常生活场景和人物活动的街道等场所——孟悦称之为意象化的空间——的描写方式来深入刻画她所要给人们的启示，即“现代性”描写；另一方面是对人物生存境况的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侧重于从人性、从女性的角度表现人在发展着的现代都会中的处境，侧重于从人物在现代化社会中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角度去描写刻画一种苍凉的启示。
（第二节）民族性与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矛盾和冲突。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拓展的视阈以及全新的理念对传统构成了一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也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在矛盾、冲突和挑战中，如何面对现代性，如何实现文学现代性的中国化，其关键就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联，即在现代性下实现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如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鉴别、吸收、承接、内化现代性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龙泉明指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尽管西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创建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但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和形态仍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之保持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张爱玲小说将西方与传统文学融为一体，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又不同于西方文学，她小说中描写的荒凉，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民族特色使之具备了东方小说独有的荒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