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上海和香港为背景创作出了张爱玲传奇，张爱玲传奇在渺小的时空中得以永恒。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指出：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文学的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年至1945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了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当然，这种评论有失简单，但相对张爱玲的创作与成就来说，形象地说明了时空渺小、短暂背后的意义，在这短暂的两年里，张爱玲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瞬间在文坛走红。50年代在一度寂寞之后，八、九十年代再次走红，甚至出现了小说排行榜上重排座次后的榜首之位，出现了张爱玲研究的热潮。吉斯登说：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separationoftimeandspace）。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此，在前现代的情境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接在一起。张爱玲小说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则是通过上海和香港得以完成。
（第一节）有限空间里的故事
张爱玲在一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里说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开埠以来，在全国并不占什么地位，相比元明清以来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就像一个小渔村。没有传统负荷的上海更容易以开放性、包容性的姿态接纳现代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作为一个沦丧之地，作为一个开放的租借地，可以说它连接着中国传统的乡村大地和西方的现代文明。上海的中国人都有来自中国传统的根，他们在传统中国中出生，有些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走出去，走向西方，走向现代；有些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特殊情境下挣扎，艰难地自我确认。可以说，濒临东海一角的上海陆地，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海市蜃楼。这种特殊的环境及背景使得许多作家、艺术家可以通过创作对上海进行文化想象填充，他们的作品对霓虹灯下的上海加进一些虚构，创造出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人情世态或人情幻象。上海的作家们借助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出一种扑朔迷离的都市万象。在现代上海的发展中，都市、孤岛的特殊情况同样给了张爱玲机会，不同的是，张爱玲小说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和手法，表现家庭和男女情爱故事，同时其中揉进了现代性的东西——人的荒凉处境及人性的异化等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张爱玲将现代文明渗透于传统故事中，通过空间体现时间维度上人物的感情碎片和价值追求。
自从开埠以来，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穆时英在《上海狐步舞》中说：上海，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殖民地化最浓的城市上海，是张爱玲在流逝的时间里寻找到的安放自己作品和灵魂的栖息地。她感觉到时间带给人们的是“惘惘地威胁”，人在时间里无法把握自我，短暂的时间留给人的是悲凉而非安全。在既定的时间里，以上海或香港为背景，以上海人为故事主角或描写上海发生的故事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一个特色。其实，香港也不过是上海的变异。那么，借助这些上海人或上海的故事，张爱玲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情感的永恒，人被弃置于虚空缥缈、荒凉无奈的人生境地，由此，张爱玲的小说不再是简单的男女情爱故事，而是要唤起读者对生命及生存意义的永恒思考。
在有限的空间里寄放对人生永恒的关注，张爱玲对上海的书写与她之前的或同时代的作家对上海的书写有着很大的不同。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侧重于现代都市文明下的灯红酒绿，西方现代文明对都市上海及上海人的冲击；而张爱玲在现实的描摹中更多地写“感觉的上海”和“心理的上海”，写上海普通、烦琐的日常生活。与同时代的上海作家相比，张爱玲的描写给人带来的不是刺激的、闹哄哄、堪称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的“繁荣”景象，而是传统文化下的府邸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呈现出一种荒凉、破落、令人窒息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庸俗的传奇故事，由传统而新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苦苦挣扎，在琐屑的、平庸的生活中表现人性的卑微、凡俗、自私的一面。细细读来，我们感受到张爱玲笔下的荒凉人生。
因情爱而生的荒凉，这是人生本真欲望被压抑的体现。《桂花蒸·阿小悲秋》描写到：
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高楼外，正午的太阳下，苍淡的大城市更像其旷野了……到了后半夜，月光蒙蒙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喔喔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了。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城市了，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描写下层妇女的小说，这段话是主人公丁阿小忙碌了一天后的感觉。万燕在《海上花开又花落》中认为：《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可以说是张爱玲笔下唯一一个遭遇较平实的女人，换句话说，她就是人生安稳的一面的女性象征，具有神的意义。为什么在桂花蒸的季节里，阿小在悲秋、哀愁呢？炎婴的题记“‘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提供了读者思考的一个线索。小说并没有描写主人哥儿达对丁阿小的剥削、狠毒与压榨，也没有写丁阿小的苦不堪言的生活，显然张爱玲不是表明主人公丁阿小对这种劳碌繁忙生活的厌倦和不满，或者反映丁阿小生活处境的荒凉，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丁阿小的忙碌充实的生活。再结合小说中丁阿小的主人——哥儿达及其淫靡滥情生活的描写，丁阿小和秀琴之间的谈婚论嫁的闲聊，以及丁阿小与自己的男人裁缝约会的不成功，我们可以看出丁阿小对正常爱情及本能性欲的渴望。多疑、吝啬的主人哥儿达是一个体态风流、游戏爱情、可以让女人死心塌地去爱的一个人，丁阿小啧啧赞叹李小姐因情爱送给哥儿达的银碗筷，她细细告诉自己的男人秀琴的婚事，其实质透露着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可这些都是无望的。自己虽有男人也好似没有，男人挣的钱只够他自己用，孩子上学教育根本无法指望男人，富庶的生活更无从谈起，就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没有保证。更有甚者晚上的约会（准确地说是和丈夫的性生活）也因大雨、漆黑而被阻隔。生活中周围的和自己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不可实现的差距，由此，这种荒凉的感觉是基于阿小作为一个普通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忙碌而没有情爱情调的人生状态。小说中写到：
她面对着冰箱银灰色的肋骨，冰箱的构造她不懂，等于人体内脏的一张爱克斯光照片，可是这冰箱的心是在突突跳着；而里面喷出的一阵阵寒浪熏得她鼻子里发酸，要出眼泪了。
正如余逊涛在《〈桂花蒸·阿小悲秋〉的原型分析》一文中写到：“这里的冰箱已不再是器物，而是一种人生状态，虽然心还是突突跳着，然而透出来的是无尽的悲凉。作品生动的比喻，既真切的反映了阿小对命运的感叹，又揭示了与丈夫无法沟通的不幸——一种令人心寒和绝望的冷漠。一切都在机械的了无生气的运作当中。没有关爱，没有温柔，更没有哥儿达们的甜言蜜语，约会成了满足男人的一种义务。”同时，小说中的“雨”这一独特的意象，是男女情爱的一种象征，漆黑的夜晚，黑暗阻止了丁阿小和丈夫的约会，而主人哥儿达却带着新的女人回家了，楼上楼下人家也有不同的情感，这些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加剧了阿小的失望。在看起来充满情爱的上海的桂花蒸之夜，丁阿小的情欲在失望中结束了。随着新一天的到来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欲望—失望—欲望—无望“的期望，故事又回到了小说的开头，生命就是在这无止息的轮回中隐喻着充满诱惑却又虚无缥缈的人生，正如炎婴的题记，‘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又热又熟又清又湿。”热“熟”是人内心因情感而生的欲望强烈的躁动，清湿是这种欲望无从实现的酸涩和苦闷之感。于是，苍淡的大城市更像其旷野了，尤其是睡在床上听着，听着蒙蒙月光下的鸡啼声，想着新的一天快开始了，新的欲望和失望又会再次笼罩人物的生活，不由地有一种荒寒之感。
由丁阿小的情欲被止、心理的失望，我们感觉到人性被压抑的荒凉。战争封锁时期的上海更是荒凉到令人恐怖的地步，上海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然而他不久就停下来，被这不经见得沉寂吓禁住了。（《封锁》）故事发生在非常时期上海的电车车厢内，短暂的封锁期，电车的“丁零零”声像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有限的电车空间，演绎着因人生的永久苦闷、压抑与有限时空中短暂的真人状态的故事，暴露着人生本真及人性现实存在之间的冲突所致的荒凉。
“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现实中好丈夫、好职工、好父亲的吕宗桢在回家的车上遇到想觊觎他女儿董培芝——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为了缓解现实生活中的正人君子的压抑，报复他的太太，为了躲避这个亲戚，在这与外界切断联系的电车上，老实、忠厚的吕宗桢竟然越轨，在一个陌生的女子翠远面前开始抱怨自己的妻子，诉说一个压抑的男性的烦闷，而且很快博得了翠远的同情，这激发了吕宗桢对翠远的追求，开始和素不相识的翠远调情、谈恋爱。而在封锁期间，职业女性翠远也摆脱了学校的束缚，从师道尊严的学校空间走出来，很大胆地读着学生的作文“红嘴唇的卖淫妇”，内心涌动着情欲的波涛。面对吕宗祯的挑逗，翠远附和着、依恋着吕宗桢，甚至想以和他恋爱、结婚来报复家人。这是非正常的封锁期间人性的一种荒诞而真实流露，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其内心的情欲一旦遇到适当的空间便会被激发出来，势不可挡。当封锁解除之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一切像乌壳虫似的躲回去了，吕宗桢和翠远之间又变成了陌生的乘客。这里，只有这非常时刻的非常空间，人性真实才得以重现：自私、卑琐、虚伪、扭曲、变态的一面暴露无遗，现实生活中人的孤独、乏味、苦闷的处境与封锁期间的放肆大胆形成鲜明的对比，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真人的压抑的荒凉心境，人心与人心之间的隔膜也像这短暂的封锁一样被严实地封闭了。这篇小说中的“封锁”提供了人性还原本真的一个特殊时空，这一时空被推至幕后构成了故事的背景，这一时空背景上的男女情欲横流的故事被推置前景，封锁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形成一种真空的存在，这一真空提供了真实人性表演的舞台，于是在被切断的时空中的故事引发人们对本真人性的永恒思考。封锁的时空中存在的荒诞的故事让短暂具备了永恒的意义——人在现实中的一种被封锁的扭曲的苍凉存在。
人性的永恒的荒凉存在不仅在上海，香港也如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茉莉香片》）
这是从上海搬到香港的聂家，在华美而悲戚的城中演绎着一个凄清的人性故事。在这个华美悲戚的城中，冯碧落成了聂家屏风上的一只鸟，死了，羽毛枯了还在上面，她的儿子聂传庆成了继她之后的另一只鸟，未老先衰，被父亲打得耳朵有点聋，从小生活在阴郁和恐惧中，已经被折磨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这个精神上的残废生活在幻想之中，希望逃离这个家，希望做母亲的情人言子夜的孩子，在遭到言子夜严厉的批评之后，又疯狂地报复言子夜的女儿言丹珠。生活折磨着他的内心，正如他们家的花草树木，被阳光晒着，却是满眼的荒凉。他恨他父亲，恨他母亲，恨不能成为言子夜的孩子，而成为言子夜的孩子又能怎样，仍然是像被父亲骂着一样的抑郁。聂传庆的生活充满了荒凉，他看不到阳光，即使看到阳光，内心仍然是荒凉的。这是被扭曲的人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