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生存困境中，人性是脆弱的，即使是大团圆美好结局的流苏和柳原的故事，人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是在一种偶然的外界变动中被甩出生命的轮盘，像守株待兔之人意外地得到了自己的“兔子”。当人努力时，人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靠冥冥中不可控的力量来把握自己时，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与悲凉，这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一个启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经过一番对抗和较量，最后相爱结婚。小说要反映和表达的，并不是人性的变好或变坏，也不是人的坚强抗争战胜了自己或他人，而是在演绎一个不可理喻世界的偶然所成就的传奇性的故事，这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传达出人在自我生存过程中无从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种苍凉。流苏在和柳原拼命地、绞尽脑汁地周旋，以获得谋生保障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然而挣扎与较量是劳而无获的，最终是一场不可期待的战争满足了人物的愿望，成全了人物的心愿。在宏大的时空中，人是很渺小的，那么容易被摧毁和被成就。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不是因为爱，直接的导因是一场战争，本质的原因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什么都可以被摧毁，只有这腔子里的一口气是自己的，抓住现存的才是最真的，由此流苏和柳原彼此感到相爱结婚才是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导致了人物思想的转变和选择，谁也说不清。小说中是这样叙述的：
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天时提供了人物深入彼此心灵的机会，造成了人的相爱，这里是什么在引导着人性的发展，不可捉摸的一面，正是这不可把握、不可理喻的东西构成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可控的东西维持着人性可持续的一面，使得人性极为脆弱。“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人生活在一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人是会被抛弃的，为了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眼前可以靠得住的东西才是最好的选择。其余的都是不可知、不可控的、正是这些不可知不可控的因素而促成获得自身需求满足的一面，当然这一切也可能会在某一不可知的冥冥时刻而失去，谁知道呢？这个故事是传奇的，但传奇的背后引发的是人们深深的思考：人生是不可控的，不可理喻的，这些因素导致了人生的荒凉存在，人究竟应该怎样生存才好，怎样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什么才是理性的存在？这正是张爱玲的小说在平常人的传奇故事中启示读者去思考的东西：感知人生、剖析人性、认识人生。正如东山魁夷说：“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不仅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不存在什么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发现，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明证。”从生命的产生到终结，人的确是一个短暂的过客，流转和无常是生的明证，张爱玲通过小说对生命的流转和苍凉作最真切的诠释。从这个角度，张爱玲的小说虽然缺少理性的人生，但在揭示人性、认识人生方面比一般的小说走得更远，张爱玲也比一般的作者看得更深刻些、更真切些。
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与主旨远离主流文学，有人说她的小说时代感较弱，由此她的小说一开始也被现代文学史所遗忘。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张爱玲只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庸俗、琐屑、无聊的感性描写来展示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下的人性的脆弱和悲哀，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这也是张爱玲对现代人的现代生活的理解，也正是这种普通凡人的生活给了我们人生真实的启示，生活中不都是伟大、崇高、进取的一面，还有庸俗、卑琐的东西，尤其是这种庸俗卑琐构筑了生命的真实。当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感觉到40年代抗战期间尤其是上海普通人心里的写照，战争使社会处于乱世，乱世中不都是救世与抗争，乱世里像流苏和柳原之间的荒凉，只有人和自己口中的一口气是真实存在的，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了。这种荒凉和乱世是匹配的，其实人生也就是这么不可理喻的荒凉。对于这个战乱的年代，于青在《张爱玲传》中写到：战事的无常使他们去掉了一切浮华，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而香港上的市民却更实惠，结婚像是战争结束的本质标志，香港的报上最多的广告全是结婚广告。人们在战争的血火中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张爱玲伤心地看着这一切，仿佛退回到洪荒原始时代的现有社会。由此，我们更能感受到战争的不可理喻带来人生的荒凉，也如同悠远的胡琴声传来的无法改变的内心的荒凉。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纯朴的少女葛薇龙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在姑妈的诱导下，或者说在姑妈的拉拢和腐蚀下，很快成长为一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最后沦为一名妓女。这表现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生存状况的残酷与无法把握自身的无奈。旧的家庭家族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女性首当其冲受到殖民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个体潜在的欲望（情欲和钱欲）一旦被现代文明的启蒙主义所开启，便迅速走到个性主义的另一方面——生命自私和堕落的本性。孙晋三在1944年评论卡夫卡时写到：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走进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只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这个评价也适合张爱玲对人生深刻的洞见。
张爱玲就是这样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将普通人置于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思考人的存在和人性的脆弱，而这种脆弱的生活因其普通而呈现一种普遍的意义。“凡人‘普通人’是张爱玲对人的基本看法。他们绝非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而是指与英雄、超人相对的感念：普通人没有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克己牺牲的美德，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安于生活的平淡、无味。唯其普通，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人性在张爱玲看来才更带有普遍的意味。”
相比而言，五四新文学中的小人物很多，但那些小人物多是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弱者，他们是左翼文学极力要启蒙和拯救的对象。揭露他们身上所遭受的封建桎梏、混沌和蒙昧的心智，或者是在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剥削和欺凌，以此明确20世纪中国首要政治是获得民族独立于人民当家做主，这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要任务。因此，这些小人物所面临的矛盾和压力多数是来自外部环境，很少是从生命本身产生的困惑和压力，处理这类矛盾，要么成为现实政治和经济的牺牲品，换取人们的同情，但同情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阿Q、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老通宝；要么是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启蒙，在强大的精神支撑下，战胜外部压力，超越自我，成为英雄，并获得人们的肯定和赞扬。而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的生存境遇的荒凉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更多的是内在的，在内外交织的境遇中，人物无从把控自己的命运，无形的内外在的因素相交织将人物甩出生命的表盘，人只有独自去面对和承受这种不可理喻的荒凉人生。
张爱玲热爱世俗生活，以世俗生活中的饮食男女为写作对象，剖析女性的荒凉处境，这种荒凉是来自女性个体生命本真的需求，这种荒凉是向内转的，是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内核。分析张爱玲笔下的荒凉，王佳芝因肉欲和情感而背叛自己的责任导致了被杀的荒凉，健康的曹七巧内心需求的情欲和金钱导致了她精神的残废和劈杀很多人的现世荒凉，葛薇龙的自我欲望导致了沉沦为妓女的荒凉等等。这里也存在着一种“被吃”的荒凉，但是这种“被吃”的荒凉不同于五四文学鲁迅笔下的荒凉，鲁迅笔下的“荒凉”是一种外在力量所致的荒凉，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其根源不在于个体的存在而在于社会和传统体制所致，祥林嫂死了，子君出走了，是传统体制和外在经济因素所致的悲剧；孔乙己、陈士成、魏连殳、疯子、狂人的“悲凉”存在，是外在的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吃人”制度和“长明灯”所致。这种悲凉是外在的，只要我们唤起人的整体性觉醒，消除荒凉的外因即可解决。
由此，张爱玲笔下的“荒凉”来自个体内在的欲求，女性对自我的选择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因此悲凉是向内转的；而鲁迅笔下人物的“荒凉”是由于制度、经济地位等外在原因，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是一种被动性导致的悲凉存在，只要改变这种外在因素，人的荒凉境遇就会改变。相比而言，张爱玲对人的剖析及的“荒凉”是向内转的，其对人性的分析具有鲁迅般的意义，甚至于比鲁迅走得更远，更能引起人心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