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病理学的试验表明，一个人倘若没有理想，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偶像去追随，那么人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内在的安全和满足。
是的，人类可以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生活，但只要他们能够向那些理想人物看齐，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精神上的养料。战争期间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被囚者被禁止相互慰藉，被禁止遵从他们群体中的那些刚毅之士时，他们就很容易陷入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而另一方面，当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些可以称得上理想人格或者理想的生活模式时，即便他们被剥夺了物质上的一切，但他们也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和勇敢。
读一下弗洛伊德的《战争与孩子》一书，就能看到那些战争中最年幼的受害者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废墟和苦难之中，凭借着某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原则，保持住自己内心风度和抗争精神的。
金钱——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吗？不，是理想！是那些英雄、殉道者、导师、领袖和那些事儿能够与他们人格比肩的志向！这种精神力量才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没有睿智的、友好的或者同情的鼓励，人们就无法生活。我们都明白，没有对大人们的依赖，孩子就无法生活。但到如今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人们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寻找能够依赖的人和深信不疑的人。我们渴望在圣徒和偶像的言行中找到更高的标准和节操，而这种渴望将永远存在下去。
当人类的灵魂不再为其生活中的理想人物所吸引时，他们的灵魂就像是罗盘失去了北斗星的指引一样，丧失了人生的方向感。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宗教领域中，这一理念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古希腊时代的英雄们和古希腊人的生活原则是一致的，就像雅阁教授在其经典之作《帕迪亚·希腊文明中的理想人物》中所说：“面临人生窘境，最有力的引导来自于早年英雄们的生活经验，来自教育中经常提到的那些大人物的历史定位。”
普鲁塔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挖掘伟大的先驱们留给后人的教育意义上，他的伟人传记已经激发了各个时代，各个文明中的人们，至今仍旧滋润着人类的心灵。自从荷马时代以来，那些逝去已久的大英雄们的光辉业绩正是古代教育的基础。
不仅希腊人关注英雄在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伯来民族也是如此。犹太教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家族长老的德行，反复宣扬立法者摩西及其不朽的继承者们的道德禀赋。人们甚至可以说，犹太教的教育也正是依赖于将那些值得效仿的英雄们的壮举代代相传，生动地叙述给每一个人，才撒播到他们日渐成熟的心灵中的。同样，基督教也认识到了耶稣的精神品质对塑造圣徒们的理想所起到的砥砺作用。
宗教确定了一个根本原则——“对上帝的效仿”，但在人类生活中也有着一个从未停止过的相似过程，那就是“对人的模仿”。
或许，这种自我确认的过程直到今天才被充分地承认，因为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显意识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但不幸的是，在这么多渴望受到英雄影响的人当中，在向这些英雄和理想人物靠近之时，由于传统家庭教育的限制，人们往往遇到了很多阻力。
有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走上了忧郁的父亲或敏感的母亲的老路，他们不是充满忧虑、缺少安全感，就是生性羞涩、优柔寡断。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变成他人的模仿者。
无论我们受到谁的影响，父母还是兄长，或是其他人，宗教都应当鼓励人们摆脱情感上的羁绊，并且吸引他们自愿加入成熟者的队伍之中，和那些伟岸且不朽的人物为邻。
既然我们知道，人必须去效仿，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我们是要接受父母的行为方式——那常常是狭隘的、错误的、很不完满的行方式——的约束呢，还是去寻找那些更高层次的行为模式？面临这种选择，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吸收那些英雄的生活方式中的精华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英雄崇拜的本性，这种情感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假如我们可以被周围强悍之人的人格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影响别人呢？是的，无论好坏，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善良或邪恶的感染源，尽管我们自己对此浑然不觉。
我们是健康也是疾病——既可以是尊贵的、神圣的健康，也可以是仇恨的、浮躁的、感染性很强的疾病，周围的人都受我们的影响。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着他人。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使命，也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任务，无疑使我们每个人都背上了道德的重负。我们的言行，连同我们的感情和脾性，都会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我们出现在世上，就会让别人以受益者或受害者的身份与我们发生接触。
今天的我们正构建着明天，下一代必将模仿我们，我们或者会受到他们的祈福，或者会受到他们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