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精神病理学家方法的核心所在，几乎没有哪个牧师不从这金子般的宝贵技巧中获得收益。在克劳纳·格林科和马吉·斯皮哥尔讨论有关人的著作中，也确信人的本性是正直和勇敢的，这对一些人起着同样的鼓舞和治疗的作用。
在这本名为《压力下的人们》的书中，一个观点得到了反复的证明——那就是，我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治疗世人、提升士气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对人的善良勇敢的信念变成了使心灵不再受伤的盾牌。
“你必定是戴罪的罪人，你不值得去救赎。”这种西方宗教诸多流派都曾经再三强调的论调，在压力重重的现代生活中为何要重新提出呢？
多元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单一的自我，而是在许多的自我中穿梭——一个快乐的自我，一个悲伤的自我，一个发怒的自我。
人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时相互冲撞的车子。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萨迪阿，在一千年前就指出了我们内心存在着许多分歧。在他的著名作品《信仰与意见之书》中的最后一章中，他讨论了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
在开篇中，他就指出：多元化、多样化正符合自然的本性，而人也同样是由众多的器官和多样的天性组合起的。如果我们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将自身的欲望和兴趣调整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能够使诸多的因素和平相处，而不是任其相互倾轧。在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必然会为爱、为食、为物质的保证、为智慧的获取留下足够的空间。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证明人类生活中需要多元化这一观点。
他说，一种单独的颜色，比如黄色和蓝色，眼睛看上去都是生涩的，心灵也会感到单调；只有混合起来的颜色，相互协调，才会造就亮丽的图画。一种单独的音调只会弹奏出一种音调，进入人的耳膜后也会变得尖锐刺耳。只有将不同的音调调和起来才能产生美妙的旋律。如果从视觉和声音上看，世界的多元是必须的。人类要想过上精彩多姿的生活，要想在天性和愿望中获得一种平和，这种多元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这虽然是这些千年之前的训诫，但对今人仍有意义，他教会我们必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自我，而非单一的自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既有山川也有峡谷，也有高峰也有低谷的，人性绝非是一马平川的。人类心灵的地形、地貌极其多变。在心灵的旷野中，既可能经过绿洲，又可能穿越沙漠。
在个性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临诸多的情感体验，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只要消极的情绪没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我们就可以相信，正是这一切的叠加，才构成了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不同的情感和体验各司其职——恐惧与失望等负面情绪恰恰能够服从于勇敢、刚毅和仁爱等积极情绪。
在教导人们要接受内在生活的多元性和适宜的比例这一原则时，宗教旨在使人们避免过于极端。宗教告诫人们：人有时候会骄傲，有时候会自卑；有时候会依赖他人，有时候却又倍感孤独；有时候急于离开人群，有时却又想融入群体。
犹太教的牧师们认为，不受抑制的愤怒以及强烈的骄傲感，是每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
“成为愤怒之奴的人，就是将自己尊贵的灵魂奇怪地置于罪恶之中。”他们还说，妄自尊大之人，就好似将自己看作受世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已经丢弃了宗教最为根本的准则。
如今，这世上却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自满”——人们已经开始勇敢地面对自己。依靠自己独立生活的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布，我是工人，我是匠人，我是创造者。
但是，这些斯多葛式的“自满”却是不合理的。斯多葛学派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的表现者，它使人们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哪怕片刻间流露出来的弱点。它以一个伟大的伦理学体系开始，却以将许多人的生命变得扭曲与混乱而告终。
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斯多葛主义旨在让人变得坚强，但更经常地却使人变得顽固。它的目标是使人性变得柔韧而少受命运风暴的折磨。但事实上，斯多葛主义常常使人变得孤立、狂傲，把他人看做是充满虚弱感和依赖性的负罪之人，使人远离友好的人际交往。
洞察真相的宗教应该去谴责这种斯多葛式的极端生活方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生活引向情感的荒芜之地。一个人如此傲慢地去生活，还要傲慢地断言：“我总是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从不希冀他人的帮助。”
这样的人，是将“小我”当成了上帝，他对自己的能力推崇备至，他自以为是，总是将自己搞得头晕目眩——就像是瑞恩·利纳德所言：“每当我看到一个人自以为是，就知道他的表现必然会十分的笨拙。”
当然，我们应该适当地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充满挑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世界中，我们当然应该保持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却绝不能够因自足和独立性而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依赖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意见、勇气和慰藉，同时也应深深地意识到，在其他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反过来依赖于我们所馈赠的力量，这是非常正常和明智的。
我们无须过于骄傲，以至于不承认自己的虚弱，乃至从不承认自己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帮助。对平常人都会遭遇到的问题，所感到的恐惧进行压抑，只会让我们陷入冷淡或者病态。而只有在与我们同一个战壕的人们一起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才会从狂傲的错误与自足的孤独中解脱出来。
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尤其强调“人类的互助”。说白了，就是说人们需要与周围的群体相互交融。让人高兴的是，这一点正反映了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我们无法以斯多葛式的超然方式自立于只属于自身的双足之上，人类的本性虚弱且远未臻于成熟。
美国杰出的哲学家查理·莫里斯曾说过，适当的超脱和适当的融入都是人类所必需的。用“超脱”一词并不是说完全要人脱离社会生活，而是指能够获得一种智慧的观察视角，用斯宾若莎的话来说就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事物”。“超脱”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自身要大得多，也比我们自身重要得多；我们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珠，是天地间转瞬即逝的风霜雨露；我们不会永远存在，我们的价值只有仁慈的时间才能将其保留；我们既无法经历一切，也不能永恒存在。
处于一种超脱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拥有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它承认自身的脆弱，并谦卑地向这些缺点致意。“超脱”一词还包含着另一种意思：要敢于在更长远的时间，在永恒中看待生命个体；用想象的味觉事前品尝那些生活中与我们紧密相随的失败和悲痛的滋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从失败的苦酒中消除一些苦涩和痛苦。人们有预先体味胜利和失败的习惯。就让我们为获得内心更大的平和，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吧！
不仅是在个人的生活中，在人类生命的旅程中，我们也应该依靠长期而非短期的价值评判标准去衡量生活的能力。
我们应该知道，文明是一株比想象中更为坚忍的大树。它的根系遍布大地，即使战争像蝗灾般袭来，掠去了全部的枝叶，但在其他气候，其他条件下它又能再次含苞吐蕾、开花结果。
历经风霜雪雨的人们有时会变得麻木冷漠，感受不到自己脚下不断萌生的新生命，看不到风雨之后的崭新明天。但是，生命永远不会随着人们的逝去而消亡。
我们死去了，人类却不会死去。我们世代更替，而文明却永远延续。唯有下定决心，去为不断传承的人类文明做出最大贡献，去为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时代而工作、而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地活着，有价值地活着。
这无非是一种成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成熟。
我们是历代那些殉道士、圣贤者和英雄们的后裔，正如他们曾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而我们也将成为一个不可预见的、充满创造力的社会的奠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