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资讯如此发达，足以让人坐地日行八万里。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去过日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正如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许多人去过日本后大都会改变看法，一个小学生访日后觉得日本也有好人。日本驻华公使兼新闻发言人井出敬二说：“这就说明小学生原来认为日本人都是坏蛋。”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调查显示，具有对日交流及在日居住背景的中国人在回答“对日亲近感”问题时，选择“非常亲近”和“亲近”的比例分别达到27.9%和30.8%，远远高于本土中国人的选择比例（1.0%和4.9%）；选择“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达到16.2%和11.5%，低于本土中国人的选择比例（27.7%和15.6%）。
日本战后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的发展，也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精神风貌的发扬。
有中国人自豪地说，东京的建筑和北京上海没有差别，却往往忽略东京郊区和北京上海郊区的差别，也忽略了中日两国国民素质的差别。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礼仪之邦，所有的溢美之词加之于我们自己时，赞美者乐此不疲，听赞者心安理得。实际上，许多人加诸日本人身上的各种陋习，在鲁迅、巴金、柏杨的笔下，却指向中国人自己。
柏杨说中国人丑陋日本人则反之，他掘祖坟一样地形容中华文明是“酱缸文化”和“干屎橛”，批评中国人“盲目和从众”，“脏、乱、吵”，“窝里斗”，“欠钱不还”，“死不认错”。柏杨“爱之深，责之切”，才“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进而指出，今天看历史，如果仍然采取几百年前的看法，“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和良知的无能”。
1994年10月1日，国庆45周年之时，我通过电视收看日本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国外媒体说5万人的体育场没有一点垃圾，惊叹“可怕又可敬的大和民族”。同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垃圾遍地，口香糖残迹随处可见，《北京晚报》报道清除垃圾上百吨。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又有上百吨垃圾被当作“生日礼物”献给共和国60周年庆典。该带走的被扔下，不该带走的被哄抢，2000年10月，人民大会堂旁边的上千盆鲜花所剩无几。
中国人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看升降国旗，但是许多人只是为了看热闹，还乱扔垃圾，相互拥挤，破坏了庄重肃穆的气氛，而在西方等国的这种场合，平素再散漫的人也都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声情并茂地唱国歌，让人受到感染和震撼。
2004年3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免费开放，随地吐痰，丢烟头、纸屑，破坏馆内设施等现象十分严重。
有些人闯红灯、挤公交、哄抢财物有勇气和魄力，却在抢险救灾、勇斗歹徒的义举面前退缩，避之唯恐不及。
就在现在，许多地方不惜工本，大搞政绩工程，把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搞得像非洲。2007年夏，山西黑砖窑奴役工人事件披露。2008年9月，北京奥运会刚一结束，三鹿奶粉事件、煤矿死亡事件接连出现，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中日两国国民素质和修养的巨大差别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和近现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许多在中国和世界有影响的伟人对日本赞美有加，甚至有些过誉，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和中国，他说：
在日本这块土地上，有如此美丽、亲切、和蔼的人，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日本人是了不起的——彬彬有礼，对一切都兴味盎然，有艺术感，机智，伴随着理智的天真。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而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中国人则是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伟大文明的过去毫不相干的。
诚然，爱因斯坦没有意识到日本侵华的危害和惨烈。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在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日本人可谓我们的模范。”
毛泽东少年时说日本“美丽、骄傲和强大”，建国后说“日本人民伟大”。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一个贫困的邻居，请多多关照”，“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2008年5月，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日本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邓小平说，“批评别人是容易的，谁都会，自我批评就不容易了”，“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