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常理上说，落后国对先进国的了解要超过先进国对落后国的了解。有人自豪地说，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但中日之间则恐怕是一个特例，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有些领域甚至于超过中国人对自身的了解。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倭人传》是最早正式记载日本的史料，比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早了400多年。但是由于天朝心态自大，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没有显著进步。
清末魏源的《海国图志》沿袭前人所谓日本主要由三岛组成的错误认识。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他花费8年时间创作了《日本国志》，全面介绍日本，希望清朝仿效日本明治维新。1895年，此书才在中国出版。有人认为，如果此书早一些在中国流传，可避免甲午战争失败，节省2.3亿两白银赔款。
长期以来，日本十分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和考察。近代日本人来华修学旅行，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和实地踏查，与此伴生的还有缜密的谍报活动，因此对中国了解得十分详尽，事无巨细而且相当深入深刻。1892年，日本间谍头子荒尾精主持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写《清国通商总览》三卷两千多页，详尽描述了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困顿、民众愚昧闭塞等情况，被誉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最好的文献”。当时日本还拍摄了大量的中国照片，撰写很多专著，而今中国苦于早期资料无处可寻，日本资料就填补了空白。御史大夫易俊叹曰：“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也。”梁启超曰：“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矣。”
20世纪初，中国人风起云涌地留学日本。1928年，戴季陶的《日本论》出版，文中说：
这五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我在书籍上，报纸上，杂志上，没见过。反之，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看，日本人所著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各种方面，分门别类有几百种；每一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的中国人却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研究”热。鲁迅说：
自从日本占领了辽吉两省以来，出版界就发生了一种新气象：许多期刊里，都登载了研究日本的论文，好几家书铺子还要出日本研究的小本子。此外，据广告说，什么亡国史是瞬息卖完了好几版了。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哪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倘使日本人不做关于他本国，关于满蒙的书，我们中国的出版界便没有这般热闹。
七八十年前几位中国思想家的提醒犹在耳边，而至今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还有待调整，实在遗憾。美国的日本研究著作有世界影响，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埃莫特的《太阳也会西沉》。1946年问世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没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的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人文化和性格的专著，为美国占领日本提供了有效指导。1979年，沃格尔的《日本第一》再次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研究的巅峰地位，它畅销全球，被新加坡定为政府官员必读书籍。即便如此，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了解要比美国对日本的了解深刻全面得多。”
和日本一衣带水、恩怨交加的中国更有理由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为，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大都处于强势地位，习惯于沉浸在天朝大国鸟瞰周边蛮夷的那种盲目自诩心态之中，流于对“小日本”或轻蔑或讥讽或仇恨或嫉妒之中，难以皓首穷经潜心钻研，代价总在付出，教训实在深刻，结果令人汗颜。
中国曾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政局不稳、工潮迭起、民不聊生，暴力革命指日可待，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在即。“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刘先生目睹了日本的卓越成就，却不能正面报道。从盲目排外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才知道日本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二战后的30年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都建立了日本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直到2009年4月才开始建立。目前，中国涉及日本问题研究的机构有200多家，但是职业专家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人数。不过狭义上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稍懂日语，适当做些粗略日本研究的大学生、研究生、职业学者至少上千万人，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日本研究大军；广义上，13亿中国人都在研究日本，甚至小学生和偏远地区的农民也会瞪大眼睛讲述日本的是非，似乎日本政治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其实许多人只是一知半解，凭感觉和经验去想当然。
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认为，对于日本，要把爱和恨放在一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更加全面、综合、客观、深刻、透彻地提高认识日本和研究日本的水平，推出经典作品，从而上能为决策者提供有效参考，下能给民间情绪良性引导，增进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