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政治,踏入仁途之人所追求者,权力也。官场中的权力,无谋者不可能染指,少谋者会得而复失,惟有善谋之人方能牢牢把握。
权力都是来之不易,或煞费苦心,或生死拼杀,或良机巧遇,或贵人相助,有权岂肯拱手相让?用权之谋,在于善用权威之威,在于善领权威之意,在于深谙领导之术。权之谋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有权而不用。
古往今来,权力更替如生老病死,希冀权力伴随自己终身以至能传于子孙,何其难也!“学得文武技,货卖帝王家。”所有从仕之士都会选择能给予自己更多、更大权力者。故而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也就成了官场上的“正常”现象,并为世人所默认。选对主人,则可大显身手,其大奸若忠,大恶若善,大伪若真而已!选错主人,则可能身首异处,其不谙相人之道也!
1.溜须得当,赚得盆满钵满
和珅,清朝乾隆时的宰相。他任职期间,招权纳贿,中饱私囊,贪污的银子就有8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10年的财政总收入。他把持朝政的20年,成了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和珅生于公元1750年(乾隆十五年),卒于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后来上升为正黄旗。和珅自幼在八旗子弟学校的威安官学上学,19岁承袭了其先祖因军功被授予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满洲官学生员身份被选到宫廷銮仪卫当差。由于他聪明能干,能说会道,长得漂亮,又读过四书五经,很善于用书上的话回答问题,很快获得乾隆皇帝的特别赏识,从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从一个穷生员一步步上升到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步军都统,晋封公爵,掌握了朝中的军、政、财、文大权。
高宗乾隆皇帝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很喜欢读书人,特别对于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人员,更加另眼看待。一次,乾隆帝要外出,仓促间找不到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很生气,就用《论语》上的一句话问:“是谁之过期?”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怎么回答,这时和珅却机灵地将书上对这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作了回答。乾隆见答话的人,长得眉清目秀,仪表俊雅,回答口齿清楚,语言文雅,大加赞赏。乾隆问到他的姓名来历,才知道他是满洲官学生员出身,名叫和珅。
此时,乾隆坐在銮舆内,一边走一边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和珅一一作了回答,“奏对颇能称旨”。乾隆见他很懂礼仪,举止合度,语言得体,更加喜欢。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升为侍卫,凡宫中事务,诸如仪仗队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及膳食等,都由他总管。
和珅虽在官学读过四书五经,但才学并不高,只是由于他聪明机智,博闻善记,通诗通画,并有一套溜须拍马的本领。自从升为侍卫之后,和珅经常在乾隆身边,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都留心观察。由于他“善体圣心”,把乾隆的个性、特点、爱憎,了解得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他几乎都能猜出,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就把要办的事情早准备好了。和珅费尽心机,曲意奉承,从各方面博取乾隆的欢心。因此乾隆对和珅越来越宠信。
十公主是乾隆最小的女儿,乾隆非常疼爱她,常说:“我这个小女儿长得很像我,一定有福气”,“可惜不是男孩,要是男孩我一定立为太子”。十公主性格刚毅,常女扮男装,跟随父亲去打猎。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就特别讨好这位十公主。一次,和珅跟随乾隆和十公主去游圆明园,走到一家由皇商经营的店铺门前,见有一件大红呢夹衣挂在那里。十公主见了,微露喜悦之色。十公主脸上这细微的变化,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可善于察颜观色的和珅却看在眼里,他以高价把这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和珅还以小恩小惠,贿买了乾隆身边的一些太监。这些人虽然没有地位,但他们常在皇帝和皇后的身边,无意间的几句话,会起很大作用。
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和珅25岁。乾隆提拔他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又授他为“户部侍郎”,让他作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这些官都较有实权,特别是税务监督,则是来财的职务,许多官员都明里暗里向他送礼纳贿,和珅乘机大捞一把。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发,乾隆派和珅前去查办。和珅在办案过程中,精明干练,不仅查清了贪赃的事实,而且还查出云南吏治废坏,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乾隆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调和珅回京。就在他回京的路上,升任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回京后,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的盐务、钱法、边防、贸易、外事等问题的现状和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乾隆极为满意。随即又升他为御前大臣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并赐名和珅未成年的儿子为丰绅殷德,招为十公主的驸马。除上述官职外,和珅还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藩院尚书事。至此,和珅在清廷“宠任冠朝列矣”。
点评:
论惨烈情状,官场较之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可谓步步陷阱,步步又是机缘,只要把握得当,任何人都可以在官场大赚一把。“第一贪”和珅的升迁之道对有志于官场生涯者不是没有启迪性?
2.投其所好,以求自保
姚崇本名叫姚元崇,武则天执政时即很器重他。因当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引《旧唐书》卷九十六)。后来玄宗执政时又改回原名,因“元”与开元的年号相同,所以将元字省略,只单名为崇。这样,姚崇还曾有姚元之、姚元崇两名。姚崇是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玄宗即位后,召他讨论政事。他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等十策,均能切中时弊,全被玄宗采纳,深受玄宗信任,授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出任宰相。
姚崇为人精明敏锐,处理政务干练娴熟。每次见玄宗,玄宗都要站起来表示尊重,奏事毕退朝时,玄宗辄临轩目送,其他宰相谁也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告省要职不可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由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新唐书》卷一二四)。可见是他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奠定了开元天宝全面繁荣的政治基础。
开元九年九月丁末日(公元721年9月28日),七十二岁的梁文献公姚崇去世。姚崇一生重实务不信僧道,遗命诸子不准随俗请僧道设醮场追荐冥福。临死之时,又对诸子说:“我为相多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托。我死之后,可在我的灵座前陈设些珍玩等物。张说平生最喜欢珍奇的古玩,等他来吊奠时,如果他对这些珍玩视而不见,不顾而去,就说明他记念前仇,很可忧虑,你们要速归乡里,千万不要恋栈。如果他仔细观赏而有爱慕之意的话,你们可传我的遗命,全部奉送给他,然后就求他作一篇碑铭,以速为妙,越快越好。等他写完,当即抄录一份递呈御览,同时勒石成碑。我预料张说酷爱珍玩,足令其智昏,若非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以后也无法寻机复仇,否则就自相矛盾,你们便可无忧了。”言毕而死。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张说听说姚崇死信,至家吊唁。姚崇子姚彝、姚异等牢记父亲的临终遗言,听说张说已到,马上把珍玩摆列出来。人有所好,在这方面必然敏感,一般人也许真的不注意视而不见了。可张说吊唁后,一眼就看见这些古玩,上前边看边摸,连连赞叹。姚彝当即慷慨说道:“先父曾有遗言,谓同僚中肯作碑文,当将遗珍慨赠,公系当代大手笔,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环结草相报,这些物品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应允,彝等再拜称谢,且请从速。张说当然答应,让姚家晚上派人去取。
张说真不含糊,回家后马上做成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文采很美。刚刚写完,姚府的家人已将珍玩送到。张说即将碑文交付来人带回。姚彝兄弟连忙命人抄录原稿,雇有名石匠镌刻碑文,同时将张说的手稿呈入宫廷御览,玄宗看后也大加赞美,边看边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
再说张说事后果然有些后悔,想到自己当年曾受姚崇排挤,为何替他歌功颂德?便以碑文末尽善尽美的借口想追回原稿,便派人去姚府,去人回报说姚家对张文格外珍重,碑文已将刻完,而且已交呈皇帝御览,不能改易了。至此,张说恍然大悟道:“这都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倒被死姚崇给算计了。”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张说本是个智者,非常聪明,只是略有些贪心,所以才一时心血来潮,为一些珍玩所迷,中了姚崇的计谋。当然,姚崇之事也值得歌颂,张说为之撰写碑文理所应当,与那些拍马谄媚的文字有质的区别。所值得一书的便是姚崇的智略和识人,他比张说大十七岁,资历又老,所以在位时张说扳不倒他。二人曾有过摩擦,张说年轻,急于功利;姚崇老成持重,确实排挤过张说。但张说才华横溢,文笔最佳,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张说被封燕国公,另一人是许国公苏環。姚崇死时,张说五十五岁,正是富于春秋之时,而且张说早就受知于唐玄宗,这些情况姚崇当然知晓。临死之时,留下遗策。一是他欣赏张说的文笔,二是借此堵住张说的嘴,又深知张说酷爱珍玩,略有贪性,才设此计的。果不出所料,完全按照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和结局,不但本人得到一篇文采华艳的碑铭,而且还保住了儿子们的地位和安全。
点评:
姚崇凭着对人物性格的精确分析,抓住张说爱好古玩的特性,在他死后算计了张说,果然料事如神。“利而诱之”,姚崇作为一代名相,确实深谙其中之道。有时为自保,灵活运用一些手腕,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种做法并不为过。只是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分寸、火候一定要把握到位,尽量考虑周全一些。
3.关键时候,一句话即可了事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既需要有忠正廉洁的品格,也需要有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智谋。尤其是在领导平庸、政治尚未腐败透顶的时期更需如此。宋真宗晚年,佞臣丁谓曾权倾一时,就连以智者著称的寇准、李迪等名臣都被他排挤出去。真宗死后,刘太后听政,丁谓更势焰熏天,不可一世,但却被忠正直臣王曾一语参倒,史称快事。那么王曾又用什么招法达此目的的呢?这需要从真宗驾崩前后的情况说起。
丁谓字谓之,一字公言,苏州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与孙何友善,同袖文(袖文,意谓用袖子中装着诗文)谒王禹偶。禹偶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谓之孙、丁”(《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可见他倒是很有才华之人。但他善于逢迎,与著名奸佞王钦若打得火热,迎合真宗,大搞封禅,大建寺观,倡导奢侈之风,于真宗晚年时很得势。当真宗得病之时,他更加得意地表演起来。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真宗突然中风,不能视朝,政事多决于刘皇后。寇准很忧虑,一次借入宫请安之机,向真宗提出丁谓奸邪,不可令掌大权,真宗点头称是。回府后,寇准又密表请太子监国,实际是要裁削刘后的势力。丁谓听说后,觉得这是讨好刘后以求进身的好机会,就运动内侍人告诉刘后。当时真宗病重,刘后听后大为恼怒,立刻独自签发一道圣旨免去寇准的相位,提拔丁谓为同平章事,当了丞相。这样,丁谓用告密之法先挤出寇准,后取而代之当上了丞相。而刘后和丁谓已经结成一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
斗争并未结束。一日真宗对宦官周怀正说要让太子监国,周怀正出宫后找寇准商量,寇准认为刘后、丁谓把持朝政,皇帝病重,事情难办,而且自己已被罢相,无力回天。周怀正则坚决要办,寇准决不参与,并嘱之千万谨慎。其实这是在真宗病重时皇后和太子一党争夺权势的斗争。不久事泄,周怀正被杀。此人是条好汉,决不牵连别人,寇准免于连坐。但形势明朗,刘后掌了实权,丁谓也成了决策人物。寇准则因为曾主张过太子监国而被贬往外地。
不久,真宗病略好,听说寇准已被罢相,心中明白是刘皇后矫诏又不便说破。便下诏说今后除军国大事外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太子年方十一岁,毕竟不能主政,刘皇后和丁谓的权力更大,二人内外相结,形势益危。刘后贪权,丁谓谄媚有权谋,寇准已经被撵出朝廷,与丁谓作斗争只能等待他人了。正在这时,王曾登场。
王曾字孝先,颇有大志清操,微贱时曾咏梅花说:“未须料理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可见其志向不小。且此人忠正刚直而又熟谙世故,很有政治斗争经验。正当朝廷内部斗争激烈之时,他被召回汴京,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之职。几天后,他对朝中的现状已了如指掌,对刘后揽权、丁谓专政之事泰然处之,不发一言,却悄悄去见钱惟演说:“圣躬欠安,太子年幼。太子非中宫(指刘皇后)不得立,中宫不倚太子人心亦不归附。为中宫计,应加恩太子,太子得安,刘氏尚有不安吗?”一句话点破关键,他不言是非,而先令母子一心,实际志在保住太子之位,同时能讨得刘后的欢心。而得到刘后的信任是王曾计除丁谓的最关键一步。王曾不找别人商量此事,专找钱惟演也颇有深意。原来钱惟演很势利,善巴结,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后的哥哥刘美为妻。这样,钱惟演和刘后实际上有了亲属关系,自然要格外亲近和信任。当钱惟演把王曾的话转告刘后时,刘后深信不疑,并对王曾深怀谢意。
在对待丁谓问题上,王曾也小心谨慎,格外恭敬。丁谓奸诈,最怕有人单独进见皇帝或刘后,所以严格控制群臣单独谒见。王曾对这一点早已看破,所以凡有事需进见时都邀丁谓一起去,无论事情大小都这样做,日久天长,丁谓觉得王曾可靠,渐渐放松了对他的防备。王曾则在小心地等待着机会。
事有凑巧,天意仿佛不佑奸人,机会真给王曾等来了。原来真宗病一直未痊,第二年春天死去。丁谓以丞相的身份担当山陵使,即负责治丧事宜。在为真宗修建陵寝当中出了问题。当时雷允恭具体负责修陵之事,他听信司天监的话擅自决定移动了原已勘定的位置,又请示丁谓并入奏了太后,虽属先斩后奏,但也并无大的过失。可是在新移的工地中遇到了麻烦,不但地层情况复杂,乱石甚多,徒费去许多时日,而且最后竟涌出一泓清水,顷刻之间所挖的大坑竟变成了一个小型人工湖,此陵墓彻底作废。这样必然影响葬期,事非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