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不爱官，不爱钱，不爱吃，不爱穿，不爱玩，就是对书情有独钟，嗜书如命，嗜书成癖。有人借我的钱不还可以，但借我的书不可不还。因为钱没了可以再赚，书没了就有可能再买不到了。
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爷爷是个大老粗、土老财，父亲也是农民。但我小时候，家里却是有不少书籍的。父亲把一只大竹筐高高地悬挂在屋里的大梁下，里面盛满线装的古书。除了他自己外，别人都不许动。直到我小学毕业以后，父亲才隔一段时间把盛书的竹筐取下来，对我开放一次。每次只借给我一两本，看完再换。记得那里面有我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石头记》、《西厢记》、《三侠五义》等等，还有一些生僻难懂的“五经”、“四书”、《古文观止》、《千家诗》之类。最让父亲珍惜的是一套八本线装木刻的《验方新编》，是清代一居士编辑，父亲管它叫“药书”。父亲读书有两个用途：一是给人“说书”。只要有人来听，哪怕就是一个人，他也开讲。有时候说到昏天黑地三更半夜，还是不肯收口。当讲到关公出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他显得洋洋自得，眉飞色舞；讲到云长败走麦城时，他便心情沉重，黯然神伤，惹得听书的人也跟着掉泪。他说书非但不挣钱，还要给听书的人管饭。父亲读书的第二个用途是给人说“药方”。他虽然不是医生，但是经常有人来向他求个“偏方”。根据来人讲述的症状，扳开他的《验方新编》，仔细地推敲琢磨，对症找到药方，然后对来人“面授机宜”，打发来人高兴而去。求者一文不纳，授者一文不取，体现了乡下人交往中的朴素美德。
“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已经中学毕业当了几年“穷民办”（教师）不知不觉中也买下了不少书籍。有一天我不在家，一队红卫兵冲进去，不由分说到处搜书。他们把父亲和我的书集中起来，装了满满一架子车，拉去烧毁。当时父亲曾抱住他的那套《验方新编》说：“这是治病的书，没有封、资、修，给我留下吧！”但秀才遇着了“兵”，有理能说得清吗？
十年后，父亲不幸患了“噎嗝”病，现代医学叫食道癌。医生束手无策，说是不治之症。这时，我们都自然地想到了那套被红卫兵烧掉的“药书”，因为那书中有好些专治“噎嗝”病的“偏方”。“偏方气死名医”嘛！我们真后悔当时没有把那套书深深地埋藏好。不久，父亲便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母亲则愤愤地得出了一条教训：“一辈子省吃俭用都买了书，顶啥用？以后你们再不要买书了！”
对于母亲的训诫，我一向是很顺从的，唯独“再不要买书”这一条，我实难从命。多年来，无论是到遥远的北京、上海，还是到附近的省城县治，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店，而且一进去就忘了时间，下班了服务员不赶不走。给妻子代买衣服，我怕麻烦；给孩子代买食品，我嫌沉重；就是不嫌书之多余。省内外认识了几位朋友，倘去拜访，他们一不送我香烟，二不送我好酒，只给我几本喜爱的新书。于是我便如获至宝，欢喜非常，连走路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这样一来，连买带要，提包便很快地由瘪变鼓了。智者名言是“上路不捎书”，而我却是傻着上路必捎书。每次外出归来，肩上都扛着一包沉甸甸的书，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气得妻子骂也不是，笑也不好。
到了搬家的时候，书就更成了累赘。这个角落里一箱，那个旮旯里一堆。撂呢，舍不得；拿呢，太费劲。妻子动员我卖书，我则动员她卖掉一些瓶瓶罐罐，两人各不相让争执大半天，掂量来掂量去，还是都拿上的好。妻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这人，实在没有办法！”我说：“我离不开书，就像你离不开我一样，这辈子算是绑在一起了，有什么办法呢！”
孩子们越长大越爱翻弄我的书籍、书柜了，一有空就往书堆里钻。有时候看着他们那着迷的样子，我就会庆幸：当初掮一捆书回来，真要比给他们拎回一包食品来好多了！一次，我对正在看书的女儿说：“等你出嫁的时候，我也许没钱给你买许多陪嫁品，就陪你几套旧书吧！有道是‘人留儿孙钱万贯，我留子女书一卷’了。”没等女儿表态，妻子就在一旁气哼哼地嚷了一句：“哼，那不叫别人笑话死……”
笑什么呢！人各有志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