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组建起来的革命军队，当时文化素质低，而且受封建文化思想影响很深，阻碍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水平的提高。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
毛泽东始终把文化素质与部队的政治素质、文化艺术与部队的思想意识的转变联系起来，主张学习新文化，改造旧文化，使文化建设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从而开创了我军以文化建设来促进部队管理的局面。
在战争年代，尽管战斗频繁，毛泽东仍然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会上，明确把“分期举行士兵认字运动”作为红军训练的重要问题之一提出来。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又规定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写青年士兵识字课本，每个纵队设立一所青年士兵学校，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大家。当时，部队官兵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化教育一般以识字扫盲为主，各部队自编识字课本，聘能者为师，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干部战士创造了行军背识字板、娱乐打识字牌，做识字游戏，以及“削木为笔，大地为纸”等辅助办法，学习写字识字。在当时的教导队等军事学校中还专门开设了文化课，作为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专业技术的预科。
在部队，开展思想性、知识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更是有声有色。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重要的工具”。要“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1930年改称“列宁室”），其任务是“在战斗员和指挥员中进行课外的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工作，使他们能得到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从那时起，政治机关负责征集、编印“革命歌谣”、“革命故事”、“革命歌曲”、“画报”、“壁报”等，发给部队；各部队开展“游艺”、“音乐”、“花鼓调和旧剧（指戏曲）”、“打足球”、“练武术”等文体活动。部队各剧社和宣传队的创作和演出等活动，同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生活紧密联系。他们通过演出、口头宣传、战场鼓动、写标语、画壁画、下连队辅导等工作，鼓舞和教育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部队战斗频繁，剧社和宣传队经常组成小分队跟随战斗部队活动。能演出就演出，不能演出就做战场宣传鼓动和战勤工作。刘伯承、陈赓等我军高级将领也曾登台演出。基层俱乐部是部队的业余学校，连队群众文化活动都由俱乐部来组织实施。在行军作战中，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住半天以上，总要找两间房子，把俱乐部布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这里教课、排戏、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等。干部和士兵们也愿意到俱乐部来，俱乐部真正成了官兵之家。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端艰苦，又要打仗，但由于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因而使官兵充满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的文化工作根据毛泽东文化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坚持面向连队，为士兵服务，把文化工作重点放到连队。全军普遍围绕中心任务，以课外活动方式，组织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许多部队组建了战士业余文艺演出队，开展兵演兵活动，并通过调演和会演的形式，来推动我军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使部队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做到“处处有歌声，人人搞体育，节日有晚会，假日有活动”，坚持用先进的思想占领军营文化阵地，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
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陶冶情操，增强体质，让先进的思想占领文化阵地，抵制不健康思想的侵蚀，活跃军队生活，增强军队凝聚力，巩固和提高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军队管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