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使世界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国的“建设离不开世界”，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策”来认识和看待，长期坚持，坚定不移。但是，应当看到，对外开放这一原则的确也有一个具体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应当把它作为一个贯彻始终的过程来看待。既然是过程，那么就有一个阶段、层次问题，进而在不同的阶段和层次上担负着不同的任务：（1）“了解”、“熟悉”阶段。这一阶段应当是全方位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这是基础阶段。（2）“辨别”、“分析”阶段。了解是基础，不是目的，需要对了解到的情况做由表及里的、“历史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鉴定，辨明是非、好坏、对错，这是中介阶段。（3）“借鉴”、“吸收”阶段。在分析的基础上吸取有益的成分、有价值的思想和经验，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消化，为我所用。显然，对外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主体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担负着“了解”、“分析”、“借鉴”三重任务的过程。“依附论”的缺失就在于把对外开放的原则作了单一化的理解，从而导致了“主体消解”。
还必须看到，“后发展”国家的“经济依附”是发达国家“政治霸权”的集中表现，体现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政治性质。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应对的措施不是“闭关锁国”，不再开放，而是在对外开放中应注入政治考量和政治策略：（1）反对“霸权主义”。不论是明显的“政治霸权”还是不明显的、作为“政治霸权”表现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必须时刻警惕，并予以坚决反对。（2）“扩大”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是必要的，但应注意“朋友要交”，更“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向不发达国家开放，“取长补短”、“发展自己”。（3）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柱产业，增强综合国力。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与自立，才能在对外交往中“拥有发言权”，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调控”的，但不是“计划”的
对“后发展”问题的设计应当是战略性的、“宏观调控”性的，而不是那种面面俱到、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型的。必须把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改革”联系起来；而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种种方式和体制，其中僵化的计划体制尤显突出。这种“计划”存在几种弊端：即“统得太死”，一切按预想行事，不计成本，不计效益，不考虑变化了的形势；“管得过多”，以行政方式统摄一切，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放权”，实际上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分得太细”，没有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强以国家计划顾及每一企业，任一产品的产、供、销，其实不利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计划”失当，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没有把人民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放到重要位置。
为纠偏矫正，必须以战略家的勇气与思维，引入“市场经济”这个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独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转轨，它使对社会发展的战略设计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这种设计是面向市场、面向实践的，与过去相比，它“下放权力”，调整了比例，校正了布局，并且随时准备再下放、再调整、再校正，从而体现出发展思路中的变动性与灵活性。同时，这种设计又不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规则地“支配”与运作，完全失去自主性。我们不仅应当看到市场的正面价值与意义，也应看到了市场的负面影响与局限。作为一种手段，它是有作为的，但并不是万能的。因此既要利用市场，又要制约市场。体现在战略设计上这一思路就是“宏观调控”。其要旨是：其一，这种设计是“权威的”。既反映了现实状况与发展规律、预见了若干变动因素与多方面影响，从而体现出稳定性、科学性；又确保了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方案的切实执行与落实，杜绝“各路诸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体现出可操作性。其二，这种设计是指导性的，而不是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管的，只是大的思路、宏观方向上的。意见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其三，这种设计是依赖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机制保障的。
（三）系统协调的，但不是齐头并进的
现代化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转换，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整体系统，进而关注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协调发展。这是作为“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中必须注意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是鉴于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失衡现象与怪圈。比如，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这种状况。它充分表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范畴，经济增长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手段，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应是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本民族文化价值特定需要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风气变坏，不平等加剧，优秀的民族文化价值受到破坏，等等，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与社会现代化不相一致的、不协调的。它产生的便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状态，即经济增长而社会没有发展。
从辩证法的矛盾相互依存的原理出发，“后发展”应当把现代化作为一项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来抓。既抓经济体制改革，也抓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既抓物质文明，也抓精神文明；既抓建设，也抓民主、法制。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搞好现代化。
当然，辩证法的“两点论”不排斥“重点论”，系统因素协调论并不意味着各因素的齐头并进。应当把经济现代化看作是其他现代化的基础，抓住了经济就抓住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和系统中的重要性因素；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系统中重要性因素的关键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根本。因此包含着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诸多方面的现代化，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既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综合的范畴，也是一个表现为差异、突出了先后、表现为主次的矛盾统一体。“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现象，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就不可能企望马上消除差别。因为所谓“协调”与“秩序”并不意味着无差别。
（四）“渐进式”的，而不能是“激进”的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步入正常轨道之后，要想培育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保持稳定而高速的发展态势，必须采取“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的方式。
渐进式发展的含义是：（1）发展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前面的台阶为后面的台阶奠定稳固基础，提供有利的条件，整个发展过程显得扎实、可靠，实实在在，不含水分。整体呈现出类似“金字塔”式的模型。（2）政策、措施要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渐次推开。比如中国的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从农村起步向城市逐步推进；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从沿海向内地逐渐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从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这样一种自觉自为的做法，通过大胆地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了一条积极与渐进相结合、胆子大和步子稳相统一的渐进改革之路。（3）发展中伴随大量随时随地的调整、纠错，甚至局部的措施转换，目的在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快的发展”。走过一段路后停下来，回顾一下，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不成功，错误及时纠正，经验逐渐积累，以使以后提高得更快。（4）渐进方式选择的目的不是“平平稳稳”、“按部就班地发展”，“低速度的发展”，而是一种“跃进”式的、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目的是使发展阻力最小、震动最轻、代价最小、得利最多、速度最快。
与渐进方式相对的是“激进”型。对“后发展”落后国家来说，在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极大。事实表明，在处境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走极端，要么丧失信心，要么急躁冒进。比如，就在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取得成功之时，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际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从而把两种方式的优劣对比得格外鲜明与醒目。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改革必须采取激进方式，大规模私有化，立即放开物价，通过“休克疗法”，从计划经济一步跳到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大多数国家居民生活下降，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欧洲战后最大的经济‘灾难’”。正如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所说：“东欧1989年开始的经济变革、俄罗斯1992年1月开始的‘歼灭机变革’导致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延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天。在新旧体制逐步交替更迭的过程中，某些旧体制组织和功能即使在改革的终点必定消灭，但在被消灭之前往往无形中发挥着作用。试图在很短时间内消灭旧体制的一切特征和方面，只能带来破坏，而不可能马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体制。此外，在整个变革阶段，特别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始终应该是改革的操纵杆，发挥着培育市场、调控整个社会运作的功能。假如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烂了这根操纵杆，势必造成政治动荡，导致改革的失败；假如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得政府两手空空，又失去了培育市场、调控经济乃至社会的能力，同样要归于失败。
总之，激进方式导致的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渐进方式提供了“跃进”的基础与可能。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后发展”理论的贡献
中国无疑属于“后发展”类型中的典型形态，当代中国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和设计，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的解决。因此，本节拟以中国的发展为例，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之路。
（一）中国：当代“后发展”的典型形态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作为现代化中的后发外生类型，中国本身熔铸着“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典型性因素，体现出“后发展”所具有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代表着“后发展”问题解决的大致趋向与总体特征。“后发展”国家之间的情形或许不同，但它们之间各不相同的情况，却可在中国这个现代化因素颇为复杂的东方大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或体征。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后发展”中最大最典型的课题，中国的发展对“后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的这种“典型性”，充分反映在其基本国情之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曾认为，影响和发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因素有五个：
人口——数量的组成及地理分布；
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
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布；
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
企业创新、管理的才能——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
此外，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以及进入现代化的时间和国际环境等，都不可避免地对其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发动因素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作如下的概括：
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基础脆弱。
已经迈进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接近13亿大关，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人口素质低下，老龄化问题过早降临，更给现代化带来多重困难和障碍；由于人口基数大，虽然很多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源相对短缺，而且分布不均，配置错位，人均资源占有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非优越的地理位置、异常变化的气候条件、独特的自然环境、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等客观因素，造成中国生态环境先天不足。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未来的中国将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
中国的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大部分低于世界的人均产量，有的仅及世界人均产量的1/5和1/3。教育科技发展落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美国为500多人，加拿大、俄罗斯均超过200人，而中国仅20人。而目前世界文盲人数近10亿，中国就占2．3亿。科学技术水平总体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30～50年。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技术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技术装备水平远低于工业交通部门，而工业交通部门技术装备水平差和生产工艺落后的问题也很突出。教育、科技落后，是中国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整个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差，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另外，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技术发展水平上，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手工业同时存在；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同时存在；在经济结构方面，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与广大的处于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同时存在；资金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资金短缺不仅表现在绝对量较少，而且由于资金的积累机制和利用机制不健全，已有资金得不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其相对量也非常少。中国的人力资本短缺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建国以来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使短缺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力资本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目的决定了中国可以统筹规划自身的发展，设计发展的道路和模式，预定发展目标，并且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这种设计式的发展踏踏实实推向前进。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不完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中国是一个具有4000年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
农业文明历史亘古绵长，高度发达，状态典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首先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并在1840年以后，一再失去现代化的有利机会。1949年以后，中国在现代化的曲折中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而言，既是一份丰厚的遗产，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