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潘军
1988年夏天，我从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回来，乘的是软卧。那列车于傍晚时分由北京站开出，将于中午抵达合肥。时值酷暑季节，软卧车厢配有空调，让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我是下铺，对面是一个老人。他的衣着很简朴，模样像个老农。我便有些奇怪，那年月坐软卧是要凭什么特殊证明的。心想这老人大概有什么人在北京，否则进不了这种车厢的。在老人的上铺是一个戴眼镜的、长相斯文的青年。这个青年人一上车就躺在床上看书，好像还是本英文书。那个老人呢，原先也是躺下的，却一直沉默着。这样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便觉得有些寂默了，想主动和那个青年说起话来。我就问他，到哪里？他说：合肥。我感觉他不是合肥人，就又问是出差还是旅游，他说：上学。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到中国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而且，他笑容可掬地表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汉语说得不好，问我能否与他用英语交谈？我说：那就更不行了。我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青年听了我这句话表情有些馗尬。我这点儿幽默他显然没有听懂。但在这时，对面那个老者似乎是下意识地接了句：你们最好谁都别说。听口音他是安徽人。说完，这老人就沉着脸去了车厢外，以后就一直坐在狭窄的过道上。这让我有些不悦。列车是公共场所，旅行中的交流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想这老头也真是太古怪了。不过，即使老人不说什么，我们这个包厢也照样是沉闷的。日本青年后来还是看书，那位老人也还是坐在外面。我虽然进进出出，却因为无人交谈而十分无聊。不久列车停靠在天津，老人下车站了一会儿，顺便从月台上买点当地的特产。夜渐深了，我感到有些疲乏，就随便找了张报纸躺下看，没多久也就睡去。等我醒来，列车已经抵达了济南。我走出来，看见老人又在月台上买特产。过了一会儿，老人回到车厢，把那些特产集中到一只折叠的旅行袋里，又坐回过道上。他的床铺还是整齐的样子，说明他一夜未睡。我无话找话地问道：几点了？老人便亮出藏在衬衫下的一块“劳力士”手表，说：刚过了一点。我着实有些吃惊，无法对老人的身份做出判断，但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我想我应该趁着他情绪好的时候同他聊上几句，就问：您是从北京探亲回来？老人说：我路过北京，回安徽舒城老家探亲。我是从那边来的。
我这才明白，他是位“台胞”。或许从前是国民党老兵吧？我没敢问，只说：有很多年没回来了吧？老人说：四十年了。列车在这一刻开动了，灯光忽明忽暗地照在老人的脸上，但我还是能看到他的表情显得很复杂。他沉默了，我也不便再多问什么。列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着，发出的声音却异常空洞而悠远。老人打了一个哈欠，我便说：您去睡吧，到合肥还有十个小时呢。老人摇摇头，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头上睡着一个日本人，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我心里剧烈地一轰：原来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点颜色也没有退去。很多次，它都从记忆的深处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