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开进巴黎城区1944年6月6日午后6时，在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仅半天后，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一个他特别擅长的口号，概括了全盘政策，并指出了未来的大纲。他说：“这是解放法国的战役，也是法国自己解放自己的战役。”就这样，法国人久以期待的黎明到来了。
事实上，早在1943年11月，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将军就成立了“法兰西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由戴高乐任主席，它的成立使得战斗法国的各项工作变得更加统一和协调。而在被占领下的法国，1944年初，经过同样耐心的努力，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切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军事组织，都统一在了“法国内地军”之中，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柯尼希将军则被任命为了总司令。任命这位比尔哈凯姆英雄担任司令一职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它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战斗法国”的团结。
诺曼底登陆场景
诺曼底：
法国的一个地区。诺曼底战役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是战略性的战役，为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奠定了基础，对加速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以及战后欧洲局势，都起了重要作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遭到了一场痛击。损失兵员近50万人，其中25万人被俘；在2300辆坦克中，只有100多辆靠渡船、靠埃尔伯夫和大海之间的若干浮桥甚至靠酒桶做成的筏，渡过了塞纳河；重型装备几乎全部丢尽。步兵是靠着从居民那里强征来的乱七八糟的运输工具（如旧摩托车、马车甚至自行车）跑掉的。由于盟军8月15日的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登陆非常成功，德军全面撤退的时候到了。他们明白，要在塞纳河沿岸站住脚已毫无希望，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个念头。于是，光复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时机终于到了。这时的巴黎，是由冯·肖尔蒂茨将军统率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德国守军把守着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兵和政府公职人员。他奉命炸毁桥梁，阻延盟军的推进，而且有些桥已经埋上了炸药。但是冯·肖尔蒂茨将军非常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巴黎破坏了一部分，他就要在世界舆论面前承担罪责，他不认为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兵力来打一场漂亮仗。虽然他的兵力能够把他明知力量薄弱的起义镇压下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坚强的决心。于是，冯·肖尔蒂茨将军最终选择了同盟军合作，巴黎得到了和平解放。8月25日，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部队经巴黎南门和西门进城。由于敌军的抵抗中心已被法国内地军牵制住，他们的任务比较容易地完成了。这天下午，冯·肖尔蒂茨将军签署了德国守军投降书。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凯旋步入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蒙得维的亚：
南美洲乌拉圭的首都。在街垒中抵抗的自由法国战士们在规模壮阔的两军对垒中，巴黎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对战争的胜负并没有影响。但是法国内地军与勒克莱尔麾下的士兵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会师，却具有鲜明的象征以及精神意义，它在全世界各地引起了惊人的反响，甚至在蒙得维的亚，人们也走上街头跳舞唱歌。到1944年11月，在百万盟军那摧枯拉朽的进攻之下，法国全境只剩下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地区尚待解放。在其他各地，法国就像火中凤凰，在余烬中赢得了新生。
全民起义也使法国得以再度跻身于盟国之林。盟国终于承认了戴高乐的共和国临时政府。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装甲师成了一个大杂烩，里面有从纳尔维克、乍得湖和比尔哈凯姆来的老兵，有回到编制里来的非洲军团，有昔日法兰西帝国内的土著人和法国人，也有战争中“逃离”法国的人。由于各地区的法国内地军都有人自愿参加，这两支队伍迅速膨胀。9月份，自愿参加正规军的法国内地军人员有4万人，到10月15日，就达到6万人，再到11月份，更是增加到了13.7万人。只是由于武器不够，才给这股热潮浇了冷水。这些法国内地军有的在阿尔卑斯山作战，有的在扫荡大西洋沿岸顽抗的德军残余，有的并入法国第一集团军，继续在阿尔萨斯和莱茵河那边的战斗中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家园——法兰西，毫无疑问，已经获得了解放。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
——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17日早晨9时，波尔多机场上一片混乱，人们正在为英国特使斯皮尔斯送行。忽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国将军，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他便径自登上了引擎已经发动、正在准备腾空而起的英国飞机。这位将军便是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于1890年诞生在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典型小贵族家庭。戴高乐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他排行第二，从小生性好斗，经常受到父亲的责打。戴高乐读小学时一直梦想当个军人，他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考圣西尔，我要当个军人。”19岁那年，戴高乐终于如愿考上了法国圣西尔军事学院，这使他如鱼得水。在圣西尔，他颇为引人注目。这不单是因为他身材奇高，而且还因为他的独特性格和惊人记忆力。在学校里，人们很少称呼他的姓，经常叫他“大夏尔”、“公鸡”、“芦笋”、“虾米”之类的绰号。除了关于身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取笑他的大鼻子的绰号——“西哈诺”。
1912年，戴高乐毕业，后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5月，戴高乐担任第4装甲师师长。在对德战争的紧要关头，雷诺出任总理，改组政府时，把刚提升为准将的戴高乐破格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从此，他由军界进入政界，开始了曲折奇特而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6月10日，戴高乐称之为“痛苦的一天”开始了。正如人们预感到的那样，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了，意大利军队侵入法国南部，德军像潮水般涌到巴黎城下。内阁已经决定于当天晚上撤出巴黎，雷诺早已无法驾驭局势。而巴黎怎么办呢？戴高乐赞成保卫巴黎，必要时就进行巷战。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魏刚竟会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看着眼前的一切，戴高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脱离这个失败的政府。他起草一份辞呈，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就接到内务部长乔治·芒代尔的一封信。芒代尔是为数不多的坚持打下去的政治家之一。他获悉戴高乐打算辞职，便十分严肃地劝阻：“如果你辞职，就将失去为法国服务的最后机会。”戴高乐被深深打动，同意再等等看。
6月14日，法国政府开始了一次长途跋涉，目的地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加令人沮丧，雷诺剩下的那一点权力正迅速冰消瓦解。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魏刚唯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外交部次长博杜安的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孔不入。戴高乐到波尔多后，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然而，雷诺在一片投降声中被迫辞职。戴高乐决定到伦敦去，在英国建立抗战的基地。斯皮尔斯将军表示愿意陪同戴高乐前往，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正如丘吉尔所说：“戴高乐在这架小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雷诺总理最后还是帮了戴高乐一次忙。他听到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从秘密款项中支了10万法郎给戴高乐。对于戴高乐来说，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他一想到法国放下武器自行退出世界大战，就怒火满腔；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军队来拯救，他就感到痛心疾首。
戴高乐检阅自由法国战士6月17日，戴高乐向丘吉尔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仔细打量着这位法国人：相貌奇异，身材高大，下巴极短，鼻子又大又长，嘴巴不大，双唇很厚，前额宽阔，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两边分梳着，双眉浓黑，目光敏锐，具有将军风度，将来必能成大气候。想到这，丘吉尔立即慨然允诺。
6月18日6时，戴高乐来到了布什大厦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人民进行的首次广播。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戴高乐慷慨激昂地说：“事情已成定局了吗？希望已经没有了吗？失败已经确定了吗？没有！请你们相信我，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才说此话的。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总有一天我们会转败为胜的。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单枪匹马！它不是四处无援！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它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那天，温斯顿·丘吉尔也发表了一个十分出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了不列颠战役的即将开始，并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能够存在一千年，那么到那时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两人的讲演使听众们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戴高乐是坚强的主战派，主张同德寇斗争到底，并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放弃本土，退守北非。现在，他决定在英国建立抗战的基地。针对贝当政府的停战求和，6月18日夜，戴高乐又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要为民族独立而继续与德军作战。他庄严宣布：“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接着，他又说：“法国只败了一仗，并未输掉整个战争。我要求全体法兰西人，不论他在何地，以行动、牺牲和希望的精神团结在我的周围！法兰西万岁……”
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在伦敦，他设立了法国抵抗运动中心，打出了法国国旗，在7月14日他检阅了他的第一支队伍，宣布“自由法国”以“洛林十字”作为标志，开始投入战斗。到7月末，他的部队发展到7000人。戴高乐为长远计，决定在非洲建立自己真正的基地。他派出代表团，深入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成功地使这些地区加入了“自由法国”。9月，法属大洋洲和印度支那宣布支持戴高乐。10月，戴高乐在非洲的布拉柴维尔成立了“保卫帝国委员会”。到1940年底，他已经控制了约1200万人口的地区。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为了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力，正式成立了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该委员会随即得到英、苏等国的承认，“自由法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戴高乐在发展“自由法国”的同时，注重同国内的各抵抗组织建立联系，表示全力支持国内的抵抗运动。这样，国内抵抗运动也就成为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强大支柱。随着抵抗运动的壮大，戴高乐于1942年7月13日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