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时期村的下辖机构和领导名称各有不同。明清时期，里下有甲，甲下有邻，分称甲长、邻长；民国时期，村下设闾，闾下设邻，分称闾长、邻长；从土改至复查，因当时尚未建政，由农会执政，农会由主席和两个副主席、九个常委组成，九个常委同时也是九个闾贫农小组的组长，其间组长与闾长并存；1948年12月至1951年为代表会执政，下设闾，仍称闾长；1951年至1956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遂以互助组长、初级社长代替了闾长。公社化后设生产队，称队长；居民委员会时期下设居民小组，称居民组长。
这里应说明的是之所以将农会和农民代表会写入政权机构，是因为当时的实际确实是那样。这是有根据的，村里有档案多卷，其中卷（一）为永久保存档案，在15页至78页中共有县区来文36份，其中有20份是写给农会主席的，其内容有关于支前中收军鞋、做军被、派电杆的，有检查安排生产工作的，有收缴公粮的，总之凡属行政大事，通知的第一负责人都是农会主席，下边才是具体办事的行政委员、生产委员、民兵队长、妇女队长（有时称秘书或主席）等有关人员。足见农会在当时确实是行政机构，正是“贫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写照。其余16份是1939年2月以后的。另有卷（四）为长期档案，是1949年5月25日至1949年11月15日的来文多份，这些都是写给农民代表会的。1949年2月在土改复查中进行了民主建政，用“投豆”的办法选举产生了能为自己办事的村干部，当时叫农民代表委员会，其领导称代表会主席，也叫村主席，下设若干委员，分管各项工作。1949年3月30日汾城第一民主区政府命令（财字第三号）是这样写的：各村代表会主席、财粮、妇女主席同志：奉专署财字第三号命令，派来本区一九四九年第一季军鞋4000双，为适应战争需要……”又如1949年5月22日区政府命令称“各村农代会主席：为了供给西进大军经过本县食用充足，兹决定依照你村人力、畜力、碨子数目，分派你村小麦数如下……西中黄领麦子27800斤。”5月25日区政府命令又称：各村代表会主席、全体干部同志：奉县府来令，这次支前工作已作了二十天有余的准备，开始各村干部和群众都是积极热情准备，现因时间较长，大家情绪低落，原因是不知军队到来时间，同时又逢麦收，临时思想上都转到麦收，即对支前放松。今为保证支前，又得大家不误生产，有几点列下执行……”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农代会就是行使村政权的机构。
（第二节）干部名录
一、解放前的村闾长名录（1937年-1947年）
1937年至1947年，村长依次是张肇林、张兰茂、张徽有、张万阳；副村长依次是张肇域、张金山、王在桥、张佩绶。各闾闾长是：一闾王焕珍；二闾张佩纬；三闾张清泉、张连塘；四闾张景才、张玉成；五闾杨德成；六闾张玉文、李文才；七闾张士炎；八闾张维其、李逢吉，九闾张天柱。
二、农会时期干部名录（1947年7月-1949年2月）
农会主席先后为范连喜、李根祥；副主席李治茂、王小娃。村政权有行政委员仪克敬、土地委员文静波、军属委员文随心、武装委员张甲生，村所书记王希烈。各闾常委是：一闾朱长旺、二闾张文堂、三闾张保申、四闾张长庚、五闾张安安、六闾张润有、七闾仪克敬、八闾李逢吉、九闾张天柱。
三、农代会干部名录（1949年2月-1953年）
主席王大章。委员有张甲生、孙春生、李佩珩、王鸣雁。下设四个互助组，组长是李佩珩、王鸣雁、王国藩、赵英亭。
四、中黄乡干部名录（1953年8月-1954年9月）乡长：贺德太（1953年8月-1954年9月）
乡长：贺德太（1953年8月-1954年9月）
副乡长：黄有福（1953年8月-1954年9月）书记员：王希烈（1953年8月-1954年9月）
书记员：王希烈（1953年8月-1954年9月）
1954年9月撤乡后成立村公所，村长张甲生，成员有李章保、李佩珩、王焕珍。撤乡前后西中黄村有四个初级社，各社干部是：广益社社长张甲生，生产王秋来，会计杨秀山；利丰社社长孙春生，生产李跟玉，会计文海清；联友社社长张士炎，生产张景合，会计李英亭；景荣社社长王鸣雁，生产李佩珩，会计李治中。
（第三节）政活动
一、古代官人重视公共建设
远在金代的皇统四年，我们的祖先就重视农业，发展水利，开发了三官峪水利工程，引洪灌田，造富人民，使西中黄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为我们留下一个被称作“一渠三点九龙口”的水利工程；到了明代，起初是太平盛世，人们信仰自由，官人领导村民捐款筹资，兴建楼阁庙宇，共建各种楼阁七个，大小庙宇23座，后来，社会动荡不安，岁贡张鮡化领导村民筑堡建城，为我们留下三处文物古迹和一座被称为“华夏农村第一城”的砖包城墙；延至清代，水利工程因与邻村有争而失修，古代建筑因时间久远而损坏，在此亟待处理与修复的关键时刻，村中头人张宪、张扶清先后主动为民办事，两次打官司胜诉，并修复扩大了水利工程。张扶清又在道光年间四处募捐，修复扩建了三官庙等古代建筑，为我们留下水利碑两通。由此可见为民办事是中黄人的光荣传统。
二、民国初年推行“六政三事”
1917年纪泽蒲接任了汾城县长，他认真推行阎锡山提出的以“六政三事”为中心的民用政治。所谓“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发；三事”即种棉、畜牧和造林。纪县长是个深得民心的好县长，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纪老汉”。他一身正气，作风过硬，各村官人不敢不效。在推行“六政三事”中，西中黄的男人剪了头上的辫子，女人解下束缚自己的裹脚布，洋烟鬼也不得不烧掉自己的烟枪。再以种树为例，当时全村植树造林成风，路旁、汧边、地堰、坟盘及村里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栽了树木。二十年后的1937年，所栽树木均已成材，三官庙至木桥汧的路旁杨柳成行，十一沟边的白杨粗细一般，棵棵参天，各家坟地两把粗的柏树遮天蔽日，各块地头都有乘凉的树木。村内的街头巷尾，空白地基及场园内花木茂盛。集上张文弘家的场周一揽粗的白杨成行，园内桃、杏、石榴花香四溢，园周的槐树、榆树、皂角树郁郁葱葱，上垒鹊窝，春夏时节鸟语花香，令人陶醉。
三、解放前夕的“兵农合一”暴政
“兵农合一”是1943年8月15日，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开的“未删行政会议”决定的。它包括三个内容，即编互助小组、划分份地和平均粮银。编互助小组有六条规定：①从18岁至47岁的役龄壮丁，除去免役、缓役、禁役、停役的以外，不管在村不在村，一律以村为单位，每三个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两人当国民兵，在家种地或做工，每年供出优待粮小麦或小米5石，棉花10斤，优待同组的常备兵家属；②不在村的役龄壮丁，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编入互助小组，顶服国民兵役，由家属代交优待粮、棉；③半残废不堪充当常备兵而有耕作能力当主耕人的、在校学生按章不能缓役的、离村五年以内无音信的役龄壮丁，都要按现役三人编成一个纯国民兵小组，领种份地，交纳优待粮棉，优待在营的外省籍士兵；④已在军中的本省籍士兵，由原籍村公所指定村中役龄壮丁二人，编为一个兵农互助小组，给予优待粮六石，熟棉10斤，以示优待；⑤常备兵服役三年（工兵、骑兵、炮兵四年）转服国民兵役，缺额由本兵农互助小组抽1人顶补；⑥编余人员，系本省藉的役龄壮丁，找保返原籍编组，不得到其余省份另谋工作。划分份地有九条规定：①以村为单位，把村中所有土地按年产量纯收益小麦或小米20石作为一份的标准，划分成若干份地，分配给国民兵领种；②一个国民兵领一份地，份地不够的，两个国民兵共领一份地，非国民兵和妇女不得领地，只能当助耕人；③国民兵领到份地，和村中有劳动能力的人，组成耕作小组，由国民兵充当主耕人，其余都是助耕人，劳动产品，按劳动多少分配；④国民兵调充常备兵或是死亡，迁出村，除了役，均须退还份地；⑤国民兵离村或改业，实行夺田；⑥贫困的国民兵，不先交优待粮棉，不准领种份地；⑦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每两粮银的土地，由领地的国民兵每年交地主租粮小麦或小米一石；⑧国民兵承领份地时，要宣誓保证如期如数完纳田赋及征购粮食；⑨划分份地，必须确定村界，有纠纷的村，由区派员强迫主持划界，不服从的征处。平均粮银有3条规定：以前有粮无地、有地无粮、地好粮轻、地坏粮重的，均需重新平均；原有粮银，以不增不减为原则；无主或推于村中之土地，其粮银累入份地中。
为了推行这一政策，还编了一首“兵农合一”歌，歌词是：当兵年龄国家有规定，年满18至47，人人要当兵。以前当兵没年限，现在当兵三年一更换。服役期满能回转，妻子儿女能团圆。”
平心而论，在“农村无丁，无人种地，营盘无兵，无人打仗”的情况下，阎锡山提出“兵农合一”的解决种地和打仗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好办法。但是它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再加上上下官吏的腐败，一旦实施必然失败，造成民怨载道。
西中黄当时约有1400口人，5200亩土地，452两粮银，划了249份份地，每个国民兵种一份半地，约31.5亩，纳3.15两粮银的田赋。那时汾城县规定国民兵一年要出优待粮2.5石，皮棉10斤。按照每两粮银征一（石）、购二（石）、附加三（斗）、马料四（斗）、村摊派五（斗）的规定，每年应交田赋13.23石。再加地租3.15石、优待粮2.5石、饲料种籽3石。总共应支21.88石。那么一年能产多少呢？按照好年景亩产9斗计，可产28.35石。耕作一年仅能剩余6.42石。这还不算临时摊派和优待棉花。遇到旱年，则往往是入不敷出。由于份地的负担奇重，编了组的国民兵，有的嫌负担重，不敢领地而外逃；有的虽已领地，但因无牲口耕种，减了产，交不出粮，受不了逼迫而出走。有的常备兵因受不到优待而逃回，村里既不给粮又不分地，也不得不远走他乡。随着这种现象日趋严重，造成地无人种，田野荒芜。北门外从木桥汧到十一沟，满地都是刺蓬蓬，从十一沟到涧滩塄，块块都是一人多高的白蒿和臭蒿。长达五华里的良田全部蒿荒，豺狼出没。于是人们编了顺口溜，广为流传：兵农合一就是好，遍地长的都是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害得村里没有人；兵农合一人贩子，害得老婆没汉子。”这种现象并非西中黄有，全县，乃至全省都有。当时《太原晚报》曾刊登一首小诗：兵农合一好，遍地长蒿草，壮丁当了兵，妇女嫁了人，老汉逃了荒，小孩填了坑。”
在此暴政下，受苦最重的都是最穷的农民。那时有势的可以不编组，有钱的可以花钱找门路，地多的可以收地租，中等户地够种，可以免出地租。只有无势、无钱、无地的农民，既要编租种地，抽签当兵，还要出地租、交赋税、支官差，年复一年，受苦受难，吃糠咽菜，挣扎在死亡线上。
四、土改后农民的支前工作
经过土改，农民翻身做了主，政治上有了地位，农会当政，不受压迫；经济上分了土地和牲口等生产资料，可以发展生产，自食其力，不受剥削。从而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8年扩军时，郭跟成等人踊跃参军，编入西北野战军，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1949年在抽调干部西进南下时，张守绪、王良才随军西进到达定西，张长贵随军南下开抵雅安；解放运城时，西中黄三十八名民兵在队长张来顺的率领下前往参战，立功受奖。现就广大农民在临汾支前、西北支前和欢迎过往大军时的情况记录于下。
（一）临汾支前
临汾是1948年3月被吕梁军区、太岳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八纵队、十纵队以六万之众包围的。根据临汾卧牛城易守难攻的特点，采用了坑道作业的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门板、檩条等物资。西中黄农会发动群众捐门板212块、檩条58根、漫地板210块、柜门62块、布袋45条，用大车和牲口送到临汾的孟家庄，由王亮打收条后连夜返回。4月，汾城县以西中黄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个150人参加的民兵连，参加临汾战役，西中黄参战民兵有张来顺、张齐家等36人。这支民兵由张来顺任连长，杨小德任指导员，全副武装，不仅有长枪、短枪，还有机枪和掷弹筒。4月30日开抵临汾河西，先后驻在刘村、土门和孝义。5月17日总攻开始，民兵开往泊庄截击敌人，缴获步枪6支，抓俘虏52名。
（二）西北支前
从1948年至1949年西北支前共有五次：
1、1948年2月14日（正月初五），张允录、池发荣、张挨生、冯根虎、杨钢蛋、杨树槐等11人，赶着牲口到新绛报到，15日驮上炮弹跟随西北野战军第四旅从新绛出发，2月29日从禹门口过河，4月27日抵达蒲城。到禹门口时即投入宜川战役，接着又参加了西府、陇东战役。部队有时昼夜兼程，民工紧跟其后，无一掉队。行止双音桥，部队休整时，民工奉命返回，于5月16日回到中黄，历时三个多月，行程四千余里。
2、1948年冬，郭留成、司宏喜、张小娃、李三成、杨德成、张跟旺、张允录、冯根虎等15人从本村出发，用牲口驮着面和小米送至泉掌。后又从翼城的石家嘴驮粮送到大宁。十二月十八日为四纵队驮烟炭三千斤。
3、1949年，县支前委员会组织了二次支援西北远征担架队，大队长高立业，指导员张绍德，秘书梁合水。下分四个中队，西中黄编为一中队，队长张秀全，指导员李富安。参加人有张三焕、李跟玉、和顺清、李庆林、张冬德、徐德骞、辛从荣、张保成、王小娃、张发，张碎奴和霍才12人。6月15日在西村集合，到河津县卫家院随从19兵团188师63团出发，禹门口过河，为部队运弹药，抬伤员，每天追击敌人，有时白天黑夜连轴转，一天行军180里，民兵无一人掉队。在皋兰山行军中，风雨大作，道路泥泞，梁合水为保护文书档案和粮款坚守一昼夜，曾受到部队表彰。甘肃、宁夏解放后，回师北上，准备解放绥远，行到银川附近的宁朔堡时，绥远和平解放，于11月返回。
4、1948年4月至1949年4月，共为部队做军鞋1446双，做军袜680双，做被子180床。
（三）欢迎过往大军
